編者按：今年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0年，今年2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專程來到汶川縣映秀鎮并表示：“我很牽掛這個地方，十年了，這里的變化我也很欣慰。”

　　十年來，汶川人以倔強勁頭重建家園，全國人民的關懷從不曾離開，因地震造成的悲傷正在被希望所替代。中國之聲推出十集人物報道《汶川重生》，將話筒交給十位十年前的親歷者、救援者，以及十年間為汶川默默奉獻的普通人。這十張烙印著汶川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面孔將見證汶川如何從歸零到新生，講述曾經的災難如何變成新跨越的起點，致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援建體制給予汶川的十年涅槃和山河巨變。

　　央廣網汶川5月15日消息（記者白杰戈 劉濤）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2008年6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一個月，一所地震博物館在成都市西郊開館。這些來自廢墟當中和救援現場的展品，記錄下災難的殘酷和人性的堅韌。十年來，博物館的講解員們一遍一遍敘述這段歷史，在時光的流逝中守護記憶。

　　蟬鳴聲又在四月的午后響起。黃毅還記得十年前，也是在一天里的這個時間，她在建川博物館感受到的震動。黃毅形容，剛開始沒那么厲害，就是看到建筑在搖晃，灰塵在掉，等出來以后，要走路時感覺到路面不平，是一種波動的狀態。

　　震動是從六十多公里外的映秀鎮傳過來，建川博物館所在的成都大邑縣安仁鎮災情不重。幾天之后，創辦人樊建川決定在這里開設地震博物館。男性員工分頭去重災區搜集物品，在庫房工作的張體軍到了映秀，他回憶說，有一些地方根本沒有路，有一些橋也斷了，只能從河道里面淌水過去。他們一般都是早上去，下午就回來，爭取不在災區里過夜，因為當時余震挺多的。

　　即便如此，在重災區，張體軍和同事還是顯得比較特別。因為大家不知道張體軍是博物館的，感覺很不理解。有一些人說他們不來參加救援，而是忙著東撿西撿，意思就是他們不務正業。

　　張體軍說，他們最初并沒有明確的標準，只是按照工作經驗和感受，留下一些有代表性的物品，例如在漩口中學搜集了一些學生的課桌課本，還有一些汽車的車牌號等。

　　這些來自廢墟中的物品，成為地震博物館的展品。工作人員連夜整理、布展，趕在2008年6月12日，地震之后一個月，開放參觀。展覽取名叫“震撼日記”，幾個大字是用災區廢墟里的鋼筋拼接成。黃毅介紹說，這本來是放在銀行大門口的，地震的時候它倒下來斷成三截，他們將其拿回來拼好，時間永遠停留在2點28分。

　　展品當中有都江堰一家銀行營業廳門口的大鐘，有映秀鎮政府門前的國徽，有塌落的樓板、砸毀的車輛，有一對遇難新人留在銀廠溝的帶血的婚紗；有進入山區搜尋的官兵喝下壯行酒后摔碗的碎片，有在救援中失事的軍用直升機殘骸；也有志愿者報名登記表、捐款票據，國外贈送的救援應急食品，“可樂男孩”薛梟簽名的可樂罐……還有一些與爭議人物相關的展品，比如背妻子遺體的吳加芳騎的摩托車，自己逃生沒有管學生的老師范美忠當時戴的眼鏡和用的書。

范美忠當時戴的眼鏡和用的書

　　黃毅說，博物館不會做任何的評論，只是把這些搜集到的文物展示出來，讓游客自己評定。

　　十年來，展品幾經調整。黃毅表示，真實的歷史勝過任何語言，他們盡可能讓文物說話。

　　但是講解員總需要準備解說詞，與建川博物館的抗戰館、紅色年代館不一樣，地震是年輕的講解員們都經歷過的事件，這讓他們在理解和背誦當中少一些障礙，但真正要消化并且講出來，反而更加困難。

　　講解員劉小敏說，剛開始背詞時，她有抵觸的心理，特別不想去看，也不想深入地了解。后來正式帶客人進館時，在至少半年的時間里，她的心里都很難過，不能像在其它館里那樣心平氣和地去講。每講一次，她都要回憶一次，因為每天可能要講兩至三次。劉小敏花了一些時間來適應這份工作。她的同事姜林梅也有類似的感受，她說，開始確實很壓抑，有時候就不想進館，但是現在講了很多年了，已經麻木了。

　　但他們都沒有放棄這份工作，姜林梅說她想過要離開，但還是沒走，因為她每一次帶游客，都能從游客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講解員們很容易看出哪些參觀者是來自災區。劉小敏說，一說到地震館時，災區來的人分為兩種：一種是拒絕；另外一種是即便忍著痛，也會進去看。不用她開口，他們自己都會講。這個時候，講解員都會變成默默的傾聽者。

　　劉小敏的女兒在2008年4月出生，伴隨她成長的十年時間里，劉小敏有九年在做地震博物館的講解員。劉小敏說，這么多年過去了，仍舊能特別觸動她的就是關于孩子的問題。

　　她給參觀者講得最多的是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的故事，馮翔的兒子在地震中遇難，2009年地震一周年前夕，這位父親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劉小敏每次都會講他的故事，這種感情和這種行為，很多年輕人可能覺得“不至于”，但是她認為，當父母的應該都能夠理解。

　　這份工作，也影響了劉小敏對生活和女兒成長的態度。在劉小敏看來，地震這種災難以及其他的危險都是未知的，所以她每一天都要好好的生活。“比如以前我會想，生活壓力大，以后孩子怎么辦？但是現在我就覺得，孩子成績不好就不好吧，身體好就行，只要他健健康康的，不走歪路就可以。”

　　這天中午，劉小敏帶著一群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去參觀抗戰館，路過“豬堅強”的圈舍，這頭當年被困36天之后得救的豬，是地震博物館唯一活著的展品。

　　劉小敏：你們看，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豬堅強。它現在已經11歲了。你們幾歲？

　　小學生：11歲。

　　劉小敏：但是豬的11歲跟我們人七八十歲差不多。

　　對于11歲的孩子來說，十年前地震的時候，還沒有清晰的記憶。

　　讓后人認識到災難殘酷的這些照片和各種紙質的展品，已經開始在時光里褪色。建川博物館庫房的工作人員幾年前就著手復制和保存。而同樣淡去的還有記憶和關注。

　　副館長吳宏遠說，“5·12”地震發生以后，當時大家記憶猶新，可能對這件事情有一種情結，也比較關心這件事情，所以這個館開館以后，觀眾的留言很多。但是這兩三年來，留言在逐漸變少。

　　吳宏遠并不感到灰心，反而覺得身處記住和遺忘之間，博物館的作用更加明顯。事實上，除了最初一個月搜集到的展品之外，地震博物館開館之后，又陸續有親歷者和遇難者的親屬送來各種物品，這背后是一個個更加清晰的姓名和故事。博物館為這些遇難者塑成銅質的浮雕，成為整個展館的最后部分。

　　而在博物館的入口處，墻上有創辦人樊建川的一段話：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未來，收藏教訓；為了安寧，收藏災難。樊建川說，即使橋修好了，學校也建起來了，傷口都愈合了，再過五十年、一百年，這件事情也永遠不能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