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聯合主辦的“醫與患的迷思——《病患悖論》新書發布暨座談會”在北京大學靜園舉行。會議分別從基礎研究、臨床治療、醫學人文三個方向對“過度醫療”問題展開了討論。

　　據本書譯者、北京大學科學技術史博士生潘驛煒介紹，《病患悖論》源自瑪格麗特·麥卡特尼在英國從事全科醫師工作的經驗觀察，她認為健康供給對“人”的關注不足、對“病”的聚焦太多，將造成醫療資源供給與需求的倒置。作者認為，健康產品廣告、市場贊助、行政手段甚至公益宣傳等在一定程度上夸大、美化了現代醫學的能量，過度拉高了公眾的預期，這對于醫生執業、醫患關系都有著不利的影響。潘驛煒表示，期望借翻譯本書向讀者傳遞“過猶不及”的道理：健康是每個人的追求，但實現它靠的不是更多的醫藥。這一方面要求個人養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求社會經濟狀況和各種資源的可及性更加公正平等。

　　醫學是科學的、技術的，也是社會的、人文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魏長寶認為，醫學科普要做出溫度，就是要尋找科學、歷史、文化的結合點，從而啟發社會對科學精神、醫學觀念及其蘊含的人文價值的深入思考。

　　“這本書突出了現代醫學的一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現代醫學的時代是醫學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但是也是產生迷思最多的時代。”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王一方指出，該書滲透著三個敘事邏輯：醫學存在系統謬誤；這種謬誤形成了循環加速機制，放大了迷思；醫學需要回歸原點。在他看來，作者極具勇氣、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而反思也是現代醫學的新常態。

　　作為一名科研人員，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美國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柯楊認為，首先應當承認當代醫學的重要特征是大數據、大健康、精準醫療，尤其是大數據的應用為醫學提供了循證證據。目前，篩查等具體手段的應用的確存在瓶頸，它們是否能讓老百姓真正獲益，仍然需要通過大數據的循證醫學研究加以證明。

　　從臨床醫學的角度，北大人民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安友仲深刻體會到，病患越來越不愿意承認疾病，不承認能夠帶病生存，不承認不被治愈。“老百姓接受過度治療的背后是對生的強烈欲望，不接受死亡，不接受治療可能無效。”因此，他認為，要解決過度醫療的問題，根本上還要從改變生死觀開始。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大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創系主任韓啟德在總結發言中指出，過度醫療雖然是熱點話題，但是過度與適度的界限，就像疾病與健康之間的界限一樣模糊，很難區分，而它們恰恰是醫學進步和社會發展帶來的。醫生與患者掌握的知識永遠不對等，當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患者越來越多介入醫學決策的情況下，這些問題越是難以厘清。

　　據了解，2018年11月，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成立，韓啟德院士為創系主任。北大科技醫史系的成立集合了北京大學科學史、醫學史等專業研究方向，順應了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學科的潮流。韓啟德院士一直專注于科學文化建設，而科學文化的基礎之一是科學史，北京大學成立科技醫史系的宗旨就是進一步推動北大的科學史研究和學科建設。同時成立的中國科協—北京大學（聯合）科學文化研究院是國內首個以科學文化研究為核心定位和首要發展目標的科研機構，旨在廣泛聯絡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醫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領域學者，服務于當代社會文化建設。“一系一院”相輔相成，科技醫史系的主要任務是教學與研究，為本科生開設科學史類的通識課程，培養科技史博碩士研究生，開展科技史學術研究等基礎性工作；科學文化研究院主要承擔科學文化傳播、科學政策咨詢等工作。雖然“一系一院”成立不久，但包括“科學·文明”系列學術講座、科學文化系列論壇、北大理科史系列研究在內的學術交流和科研工作現已有序開展。

　　韓啟德認為，本書的一個重要價值還在于，啟發中國醫生同行的思考與討論。他表示，合理使用醫療資源，把握醫學技術發展方向，需要由醫者、患者、公眾、政府等各方面形成健康共同體，來協調各方訴求，把正確的健康衛生方針融入各項政策。而這里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需要有一個把握正確方向的、堅強的醫務工作者共同體。這個共同體要開放、深入地研究和討論醫學的本質、醫療的界限、醫療系統如何在推進全民健康中發揮更大作用等重要議題。

　　“我的一個遺憾是，很少有中國醫生深入思考上面這些重大問題，形成自己的看法，寫出像《病患悖論》這樣的好書。”為此，韓啟德希望，醫生、學術界、文化出版界、媒體界都應該為為醫學的良性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