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我國第一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設立。這標志著我國非遺的區域性整體保護之路正式開啟。截至目前，文化部已批準設立晉中、徽州、熱貢、羌族等21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涉及福建、安徽、江西、青海、四川等17個省（區、市）。

　　還非遺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間

　　“‘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不等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區’，它至少還包括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物質文化遺產（文物）及其資源保護和其他人文精神財富保護等。”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遼寧大學教授烏丙安說。

　　這種“整體性保護”，就是要還非遺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間。

　　近年來，文化部不斷提出指導意見，要求實驗區建設要“見人見物見生活”，把非遺項目和其得以孕育、滋養的人文生態環境一起保護；在古村落和老街改造中保留原住居民，保護原住居民的生活方式，避免實驗區內的傳統村落、老街變成只有建筑和商鋪、沒有原住居民的空心遺址，避免非遺失去傳承的基因、環境和土壤。

　　以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為例，該區域歷史上長期處于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匯地帶，保留著根植于農耕文化中的節俗文化、粟文化、醋文化、酒文化、藥文化、武文化、樂文化、農時文化等，傳承著農工并舉、商儒結合、耕讀傳家、樂舞相濟等諸多代表性文化項目。當地政府不僅對區域內的物質文化遺產狀況、非物質文化遺產狀況進行了系統梳理，還對區域內的國家森林公園、國家濕地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情況進行了摸底，努力把非遺保護同當地的歷史條件、現實需求及發展方向相結合，多數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關系密切的物質文化遺產和自然景觀都得以認定、建檔并掛牌，并且依托旅游開發得到了恢復與修復。

　　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無經驗可借鑒

　　“設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對非遺實行區域性整體保護，是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一次探索和創新，可借鑒的國外經驗少。”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祁慶富說。

　　據文化部非遺司負責人介紹，截至目前，21個實驗區中已有13個實驗區的總體規劃通過了論證和批復，正在實施；3個實驗區的總體規劃已經編制完成；2個實驗區的總體規劃正在編制；3個實驗區的總體規劃即將啟動編制工作。各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要經過相當長的周期才能完成。

　　盡管如此，國家和地方在邊探索、邊投入、邊建設的過程中，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1年至2015年，文化部通過中央財政，支持10個實驗區建設了151個非遺綜合性傳習中心。2016年，中央財政安排2390萬元人民幣，支持了18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62個非遺傳習中心的建設與運營；安排2520萬元在實驗區增設287個非遺傳習點。同時，參照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理念和做法，各省（區、市）也設立了范圍有大有小、特色鮮明的146個省級文化生態保護區。

　　整合多方資源形成非遺保護的合力

　　受文化部非遺司委托，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于2015年11月對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情況進行了評估。課題組發現，“保護區”這一“整體”雖然以概念的形式充分體現在山西省級文化部門與文化部、各市縣的工作對接之中，但是在保護區所轄各個區縣的具體建設工作中并不能得到充分的體現，容易混同于非遺項目保護的常規工作。比如，各區縣還沒有具針對性的《總體規劃》實施細則等地方性配套文件，跨部門的領導機構建設缺乏或無法發揮實質性作用，缺少“保護區”整體建設的專職責任人。

　　在區域文化研究專家、晉中學院教授李山崗看來，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問題是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的一個縮影。保護區建設依然停留在各個縣市對于非遺項目的保護工作上，“保護區”概念中區域整體和資源共享的意義體現得較為薄弱。同時，保護區內部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和農業、旅游、自然生態環境等資源條件尚未充分整合，而整合在某種程度上有賴于當地政府將保護區建設切實納入區域發展規劃。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將上述保護區建設中的不足歸因于缺少日常有效運轉的管理部門，這導致相關社會力量不能統籌協作，難以達到以共治的方式形成保護區整體效益的目的。課題組建議，要成立權力和責任明確的行政管理機構，在省政府領導中選取專門負責“保護區”建設工作的責任人，跳出各個廳局的層次，統籌保護區建設工作，推進各廳局和部門之間的深度合作與資源整合；加強當地社會組織的動員工作和實質聯系，通過與社會組織、企業和學術研究機構等開展合作，鼓勵社會組織自覺、積極開展非遺傳承，最終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良性動力傳遞機制，以有限的資源實現廣泛參與、有效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