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躍興

　　2016年，《萌芽》雜志邁入第60個年頭。7月號的《萌芽》推出了60周年特刊，特別收入了1981年巴金為《萌芽》復刊所寫的寄語。在巴金先生看來，“有勇氣，有良心，有才華，有責任感”是青年作家的方向。巴老在30多年前對青年作家的期許，即便放在今天也不過時。

　　對于巴金先生的寄語，很多作家、評論家曾撰文表達自己的感受。一位文化評論者說，在網紅橫行、把作品看作產品的文化新生態面前，重讀巴金的舊文，頗有意義。巴金曾對年輕人提出要求，“不是‘文學商人’，也不會看‘風向’、看‘行情’”，似乎是對今天的現實做了非常精準的預言。就目前來看，廣大年輕人怎么寫文章，以什么樣的文章為模仿對象甚至精神榜樣，不僅事關文學，事關教育，也事關國家、社會的發展前景。

　　重讀巴金先生為《萌芽》所寫的寄語，讓讀者看到巴金是如何進行寫作的，“我描寫、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達我的思想感情，用筆作武器進行斗爭，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我要進行戰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筆，我只好在創作實踐中不斷學習。凡是對我寫作有用的我都學。我學會了少寫別字，少說廢話”。還有他對年輕人的忠告，告誡青年作家不做“文學商人”，也不要看“風向”、看“行情”。聯系今天的文化現實特別是文學現狀，巴金的寄語和告誡頗有現實意義和警醒意義。

　　如今，我們正面臨著一種怎樣的文化現實和文學現狀呢？毋庸諱言，許多人已經把寫作者的責任拋諸腦后，我們的文化生態或者說文學生態，已經日益變得功利化、商業化，寫文章也要當網紅，成功的“文學商人”成為年輕人崇拜和效仿的對象，當代中國文壇出現了具備鮮明的市場化人格特質的商業作家……這應該說是當下文化界呈現出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而商業化則是這種文化的標準，它創造出的一切，甚至包括人的情感、精神和審美，都以商業性作為價值的衡量標準，商業、市場的邏輯和準則取代了一切，成為文化的決定力量。文化也好，文學也罷，如果只剩下赤裸裸的商業文化的特性，讓商業利益、市場原則最終成了標準和規則，那么文化和文學就失去了它們最根本的精神屬性。

　　當成功的“文學商人”成為人們崇拜和效仿的對象，我們的青年作家是否還記得什么是寫作者的責任和擔當？這種現象令人憂慮，也應該引起人們的反思。

　　所謂成功的“文學商人”，在當下的中國文壇并不鮮見。對文學也好，對作家這個職業也好，他們追求更多的是“娛樂需求”，而不是“精神需求”。他們很少再去以極大的熱情關心文學和時代、生活的關系，很少再去關心文學的內在本質，很少再去關心廣大讀者的要求。他們創作的激情和靈感，已經被淹沒在種種瑣碎無聊的被制造炒作的娛樂事件之中，他們的心靈狀態和精神世界，是浮躁的、焦慮的，從他們身上，我們無法看到這個時代寫作者所應該具有的精神姿態，和面對種種欲望誘惑時所應表現出來的寧靜淡泊。

　　借《萌芽》雜志邁入第60個年頭，重溫巴金先生的寄語，對青年作家來說，無疑是一針清醒劑。愿更多青年作家能夠認清前行的方向，避免落入“文學商人”的泥沼，像巴老期許的那樣，“有生活，有愛憎，向讀者交出整個的心，靠作品而存在，而戰斗，而成長”！（袁躍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