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研討】

　　“有學者說過，中國過剩的是人口資源，缺乏的是思想資源。德國漢學家顧彬也說，‘當代作家基本沒有什么思想，他們的腦子是空的’。難道果真是如此嗎？”7月16日至17日，由中國新文學學會和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的中國新文學學會第32屆年會暨“思想史視野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學術研討會在石家莊舉行。中國新文學學會會長黃永林在致辭時希望與會者圍繞這個話題展開探討，或厘清或反思或重構。

　　在他看來，思想史和現當代文學創作形影相隨，互相滲透和融合，形成了天然的學術交叉地帶，兩者都依托著中國百年現代化進程，從“兩小無猜”到“雙棲雙飛”，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李遇春表示，在百年來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歷程中，既有過文學史價值與思想史價值高度融合的文學輝煌期，也有過兩者嚴重錯位的文學蛻變期，有許多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他說，在現當代文學作品中，有許多深刻的思想表達伴隨著藝術的火花飛濺，但往往被忽視了。學界應該承擔起系統、深入探究的使命，畢竟作家不是思想家和哲學家，他的思想浸潤在文學作品的血肉和肌理中，而不是簡單地通過作品的表層直接展示出來。這就需要研究者去發現、去透視、去解析，攫取文學作品中的思想養分，并加以創造性的整合與轉化。

　　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郭寶亮專注于王蒙思想研究。他認為，王蒙是個有思想的文學家，思想散見于文學作品中，王蒙提供的最有價值的思想資源，就是作家具有立體復合式的思維方式，“就是說，王蒙在看取事物的時候，總是避免簡單化的、單向性的、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的極端化思維方式，而是倡導復雜全面的、多向立體的、亦此亦彼的多維理性的思維方式”。

　　王蒙創作的“秘密”被郭寶亮“破譯”了，所以曾經發出過“知我者寶亮也”的感嘆。這般感嘆背后，可能是因為多年“藏在深閨人不識”，或者是領受了太多的嚴重誤讀。作家劉醒龍就有過這樣的遭遇。他在小說《圣天門口》里塑造了一個名叫傅朗西的人物。這個名字來源于他的現實生活經歷，感覺很上口、很雅致，就挪移到小說里邊。但是有研究者大做文章，說“傅朗西”跟“法蘭西”諧音，進而將整部作品進行了全盤西化的解讀，讓他哭笑不得，“現在經常看到一些理論文章，用西方理論去套土得掉渣的鄉土文學作品”。

　　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羅長青認為，文學史研究應該立足于扎實的文本分析，通過文本分析給出有思想的解析，而不是將思想“強加”給文學作品，把文學研究當成思想的腳注。

　　但是，現在部分文學作品思想貧瘠也是不爭事實。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肖向東說，一些作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放棄了責任，失去了定力，以致價值觀錯位、思想迷失，結果是作品都變了味，還“缺鈣”。

　　李遇春也認為，當代作家時常在面對中國現實與中國經驗時產生了懈怠和無力感，缺乏透視廣闊生活與解析復雜現象的能力，作品顯得瑣碎、平庸，或者干脆直接伸手向西方要思想，把文學作品當作概念化的傳聲筒，拾人牙慧。

　　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教授蔣濟永著重強調文學的“內生性思想”。他認為，就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觀察看，如果文學思想屬于外源性的，要么來自國外，要么來自非文學領域，那么一個作品即便看起來嚴肅、深刻、重大，也沒有多大意義和價值。相反，一個作品的思想即便偏于輕、微、淺，卻是源自內生的，也就是基于文學自身發展的需要而產生新的文學思想，也值得贊賞。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光芒則表示，不必向作家要思想，應該要生活和故事。好的故事在講述過程中，思想自然而然就流露出來了。現在的問題是從不少作品中看不到作家對生活有多少真切的認知，有些甚至低于生活、落后于生活。

　　黃永林總結道，文學之所以是文學，是因為它有精神灌注其間，它不能淪為純粹的語言符碼的堆砌，或者淪為技術主義的“行為藝術”，不能僅僅局限于再現人之外貌，還要表現人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