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之苑】

　　直面現實的藝術探求

　　——以新近發表的作品為例看短篇小說創作傾向

　　作者：李雪（哈爾濱學院）

　　目前短篇小說創作穩健、扎實，作家能夠把握時代脈搏、歷史流向，在對日常生活進行深度挖掘時，沒有簡單地從抽象概念出發，而是忠實于生活實踐，借日常生活瑣事及其矛盾沖突，來發掘社會內涵并展現時代風貌。對作家來說，不可能對日益物化的社會生活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的異化現象熟視無睹，這勢必會導致他們的創作思想、觀念和方法的變化。面對現實，不少作家把筆觸放在社會變化中出現的問題和矛盾上，力求從歷史的聯系中進行深入的藝術思考，探求問題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

　　　傳統與現代的雙重變奏

　　隨著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幾次提速，傳統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面臨嚴峻挑戰。現代所具有的高密度聚集、快節奏生活、商業化贏利等世俗特征，以及營造出的新式人際關系令人眼花繚亂。以短篇小說這種看似隨意、實則精致的形式關注傳統的現代境遇便成為一些作家自覺的創作選擇。

　　邱華棟的《云柜》（《當代》2016年第1期）把云計算這一“互聯網＋”時代頗具代表性的事物介入生活中，藝術系教授孔東在與云計算系統服務商施雁翎的交往過程中發現：這個新型的女人把愛情、婚戀、生育等人生的云計算都計算好了。孔東作為一個傳統的男人，面對這樣新型的朋友關系、伙伴關系、男女關系，忽然感到了體內原始的反抗力量：好啊，你不是強勢嗎？你不是不再需要男人了嗎？一切都云計算好了，還有什么意思？男人的臉往哪里擱？我就是不讓你得逞。最終，這種沒有母性、功利主義算計和強悍的女人在強大的傳統男權視角中徹底潰敗。施雁翎順應市場經濟成為典型的成功人士是必然結果，但她無法卸下傳統意義上女性還擔負著的育子責任。作者寫出了當下一些人的生活狀態和社會現象。王海雪的《道具燈》（《山花》2016年第7期）對邊緣人的書寫抱有深沉之愛，“怪人”丑丑憑著精湛的刻燈手藝和執著的忍耐最終刻出照亮溫斯堡之路的石燈，照亮了一群在平凡喧囂的世界里執著于各自真理的畸零人。艾克拜爾·米吉提的《我的蘇萊曼不見了》（《回族文學》2015年5期）里站在賽肯面前渾身愜意的蘇萊曼，不再是為了妻兒、為了生活打工的蘇萊曼了。生存的困境和精神的危機讓人們逐漸意識到，人的存在不僅僅是物質性、經濟性、社會性的存在，更是情感性、藝術性、精神性的存在。次仁羅布的《九眼石》（《民族文學》2016年第1期）考察生命之畏，既符合現實邏輯，也使對人生困境的揭示帶上現代化特征。小說在關注個體生命的存在狀態和生命質量時，尤其關注人的精神狀態，這更是以“人”為核心的現代文化本質的體現。作家關注人們生活中那種最基礎、最恒常、最原始的部分，其目的無非是要借此對現實做冷靜的思考，以及在現實基礎上探討構建生存的空間。

　　作家們勇于直面現實，既對傳統的道德倫理抱有依戀之情，又對現代變革熱情接納，并對之充滿重鑄的信心。雖說其中不乏揶揄與困惑，但更多的是沉思和期盼。在創作中，作家構建人類詩性生存理想之光的目標和使命并未消逝，由傳統轉入到現實，轉向對當下生活的傾心觀照。

　　孤獨與希望的雙向展示

　　在社會現實中人們熱衷于追逐財富和地位，真誠和信任逐漸被各種各樣的利益關系替代了，人與人之間誠摯的交流變得日益困難，孤獨不可避免地成為短篇小說的一個普遍主題。小說的人物正是基于自己在現代社會孤立無援的狀態感到無法忍受，而采用了非理性的方式宣泄，而作家本人試圖用孤獨的人物來證明社會的弊病是孤獨肆意橫行的本源。

　　馬拉《陽臺上的男孩》（《作品》2015年第12期）中寫獨居老人的孤獨，城市兒童的孤獨，鄰居之間看似禮貌其實隔膜甚至防范的關系。老人買玩具表面看是為鄰居孩子買的，其實更是獨居老人對自己、孩子和天倫之樂的懷念。老人渴望和孩子相處，這種渴望卻被惡意的揣測阻斷，但又不能簡單指責孩子父母心胸狹隘。小說最后，老人與孩子越過孩子父母的目光交流，使作品余韻不絕。晶達的《所有的靈魂最后都到河里去》（《草原》2016年第3期）中，缺少父愛、母愛的荷妮在姥爺去世后表現得既堅韌強大又孤獨無助，溺于水底的她發現原來所有生命的魂都在這河底下，“死”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大家都平等地在一起。麥家的《畜生》（《十月》2016年第1期）中，木金被槍決后村里無人收尸，但牛圍著尸體不肯走，直到把尸體架到牛背上，它們才肯走，不知是牛通人性，還是木金通畜性。一個小人物難以和同類進行正常交流溝通，只能在異類中尋找交流對象。小人物的這種與人為壑不僅直接造成了木金的悲劇，而且使個體對人類懷抱的美好信念也因心靈隔膜而發生動搖。作家對希望是朦朧的，但希望畢竟還是存在的。

　　無論過去、未來還是現在，孤獨永遠存在于人類的內心。作為人類基本處境之一的“孤獨”，從來就不乏探討者、追問者和玩味者。尤其是進入當下短篇小說世界里，孤獨幾乎成為一種主題景觀，讓人嘆為觀止。作家們孜孜不倦地描繪時代各具特色的孤獨，或作為生存力量之明證，或凝聚作家對生命狀態的沉思，在某種意義上是一邊哭泣一邊追求，竭盡全力，為孤獨探明來由，也為人類存在問路。

　　溫情與粗糲的并置觀察

　　考察這段時間問世的短篇小說，可以發現許多作家繼續鼓起探索的勇氣，著力創造新的寫作范式，進入詩性的、審美的文學境界，特別是在對現實世界的感受和自身的寫作中，立足當代的現實生活，尋找與現實最為貼近的表現形式。

　　鐘求是的《星期二咖啡館》（《人民文學》2016年第5期）線條簡單、場景固定、敘述沉著，開場波瀾不驚，從老人早起出發乘高鐵到咖啡館展開，結尾以一個女孩快樂的笑聲收尾。然而，淡然開合之間卻包含著意味深長的氣象。老人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二都要到另一座城市的一間咖啡館，與一位叫徐娟的服務生聊天，因為姑娘的眼睛里有他因車禍去世的兒子的眼角膜。現實社會充滿著不確定性，兒子離世時身邊留下的一本書《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向讀者道出一個樸素的哲學道理：不管明天如何，也要以平和的態度把握日常生活的溫情脈脈，感受生活中無處不在卻往往被眼睛和心靈忽略掉的那些點點滴滴的幸福。扎西才讓的《來自桑多鎮的漢族男人》（《西藏文學》2016年第1期）自從這漢族男人來了之后，楊白瑪的臉比以前嫩了，連說話時的聲音也滲著蜂蜜的味道。他用拳頭來說理，留下來的理由是不想離開那個漂亮的女人，他的不屈不撓讓人感受到一種溫暖。呂新的《烈日，親戚》（《收獲》2016年第2期）完整地概括了個人在特殊年代的生存際遇和那個寒意凜冽的年代里存在著的溫暖的人性光芒。這也許是人在那個年代活下去的理由，它有效化解了“烈日”的強度，“親戚”這個詞，帶有濃濃的暖意，即溫情。陳毅達的《三色玫瑰》（《人民文學》2016年第5期），寫出了當下中年夫妻的情感余音。時間的颶風吹了幾十年，早把夫妻關系刮得沒有留下什么浪漫，只剩下化石般的感情和遺址般簡單的生活了。有人通過快遞送來玫瑰，從7枝到20枝，送給誰，誰送的，查無結果，引發的家庭大戰卻讓人看到了生活還是鮮艷美麗的。小說打開了底層社會世態人心的畫卷，默默地傳遞愛的能量，這種美的體現使小說更加貼近生活。

　　范小青戲謔而諷刺的小說《死要面子活受罪》（《芒種》2016年第3期）則走了另外一個路子。孫子玩網游缺錢，向奶奶要錢，不想意外引出一場連鎖的身份證明危機，諷刺的是所有事實都無法證明事實。這個令人尷尬的現實，被孫子寫出來發到了網上，不想又引起一番追捧，孫子因此得了不少錢。整件事讓人覺得既真實又荒唐。作者沒有直接表現出對現實生活的抨擊以及對底層人民的同情，更多的是通過思想上的諷刺來達到反思的效果。這種理性之美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對現實中那些荒蠻、丑陋、僵硬、扭曲的環境切身體驗后的提煉與升華。

　　一個能表達時代精神的作家，不但能發現人類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還能用審美理想觀照甚至超越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讀者帶進反思和升華的藝術氛圍。這可能是當下短篇小說創作不同于以往的地方。現實是粗糲的，這既是一種物質意義上的說明和直白，也是精神上的一種暗喻。粗糲展示了現實的客觀性，對人性和生命的價值形成了擠壓甚至吞噬，消解著生活的詩意。在藝術中，展現和描繪現實的粗糲，可以為沖突的發生和激化創設心理邏輯、提供前進動力。如此，人本質中那些積極的因素，就能夠迸發力量，顯示生命的尊嚴和崇高。作家直面現實的藝術探求，方向是正確的。過去的苦難使人成熟起來，它必然成為今后創作的良好條件。衷心期望，作家在自己千辛萬苦開拓出來的這條廣闊道路上繼續孜孜以求，奉獻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