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關于“王寶強”婚變的新聞“鋪天蓋地”，劇情不斷“反轉”，成為網絡輿論空間，乃至街頭巷尾的熱門談資。與此熱鬧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在媒體上冷冷清清的“8·15”日本投降紀念日，許多人也因此對這個日子毫無覺察，東西南北中都仍沉浸在“寶寶”的悲喜當中。

　　圣人講“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庇^眾們對草根男演員和他漂亮太太的花邊韻事，多一些關注本無可厚非。然而，為何一次在娛樂圈中并不罕見的明星婚變，催生出輿論場如此大規模、長時間的娛樂狂歡？以至于本來屬于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歷史和記憶，都鮮被人提及？這種“娛樂致死”的現象確實值得思考。

　　不得不承認，王寶強所象征的草根，與馬蓉所象征的白富美之間的強烈反差，本身就具有廣闊的話題延展性。再加上人們的獵奇心態，此次輿論狂歡并不在意料之外。但也必須認識到，媒體在此次輿論形成過程中，發揮了推波助瀾乃至決定性作用�！皩殞殹钡娜松�經歷、婚姻狀況、家庭生活，在媒體的渲染中被“二次塑造”。人們激動討論的話題，不過是媒體揣測的故事，可能與婚變的真實情況，已差的越來越遠。

　　更重要的問題在于，我們由此看到，現代媒體對社會議程設置具有驚人的掌控能力。隨著互聯網、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以及傳播模式的創新，媒體能夠通過更加多樣化、更具指向性、更高效的方式抵達受眾，從而快速產生影響，形成不可阻擋的輿論洪流。近半年來，無論是“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還是洪災期間的“河北邢臺泄洪謠言”，都在輿論空間引發大規模關注和討論，其背后的推動力量無疑是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

　　在市場經濟起決定性作用的今天，對議程設置影響最大的可能是商業化媒體。它們天然具有媚俗屬性，遵循的是“眼球經濟”。在經濟效益的壓力下，商業化媒體更傾向于發布更吸引眼球的內容，以增加閱讀量。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寶寶”被頻頻推上頭條，而“8·15”卻被冷落一旁。

　　商業化媒體的價值毋庸置疑，它實現了對信息資源的最優配置，同時也是整個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一環。然而“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掌握議程設置權的媒體，本身又具有公共屬性，肩負著整合公共資源、凝聚社會共識的責任。我們普通老百姓，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洞悉世事的全部真相。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和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觀念，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媒體。因此媒體就不能完全以市場化的眼光來思考問題。

　　實際上，我們真正擔心的并不是“8·15”這一天真會被遺忘，而是以“8·15”為代表的一類真正重要的公共議題，正在商業化媒體的浪潮下被沖刷的無影無蹤，被消解的無聲無息。更令人擔心的是，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正逐步被喪失本該屬于他們的民族情感和歷史記憶。著名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一個經典論斷：每一個民族都是依賴于想象的共同體。而現代社會中，塑造我們“想象”的最重要工具，就是媒體。因此媒體必須發揮自身的導向作用，為增強整個民族的內在凝聚力貢獻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再一次強調了新聞媒體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及其對社會價值的導向性作用。盡管座談會是從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入手，但卻對整個媒體行業的發展具有指導性意義。毫無疑問，沒有媒體的輔助，高度分化的現代社會就無法凝聚廣泛的共識，也就無法實現長遠發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更是癡人說夢。因此，“王寶強”的婚變雖然事小，但其“漫天飛舞”霸屏背后反映的卻是關乎未來的大問題。

　　為了社會的發展進步，媒體還應承擔起更多的責任，為受眾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