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俊蕾

　　網絡劇《余罪》上線以來，播放點擊累計超過60億次，略等于全球當前人口的總和。是什么吸引了海量的連續觀看，讓近乎全球人口總量的點擊開啟各種式樣的屏窗？

　　對于視頻終端而言，適逢高價自我兜售的融資敏感期，《余罪》的旗艦效應構筑起絕佳的形象廣告，其中的公關意義遠遠勝過同行的那個“小時代”系列，哪怕后者的高管如何賣力為“無腦劇”洗地，如何傲嬌地一次次宣稱那些15到25歲的“少女心”觀眾賜予他有史以來的最高投資回報，生怕別人把他誤會為同樣的“無腦族”。

　　《余罪》改編自同名網絡小說，籍在山西的互聯網寫手常書欣仿佛從明清之際的評話說書人轉世而來，在《余罪》中再次顯影了一個高度民間化的本土世界。這個仿古環境充溢著水滸似的草莽英雄氣，很多在青年教育中長久以來充當核心概念的詞匯，變成了真實可感的個體藝術經驗，帶著有體溫的真誠情愫，刷新警匪小說的閱讀與想象。

　　常書欣筆下這個名為“余罪”的主人公既賤且痞，故事屬于罪案類型，多處大幅煊寫暴力，但與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的少年敘事相比，遜色了一段抒情的詩意；文中常見大段的浪游描述，與西班牙流浪漢小說《小癩子》參照，少了很多藝術化的多彩波瀾；而作為最引人入勝的警員探案環節，盡管層層抽絲，步步剝繭，但相較于柯南道爾的夏洛克·福爾摩斯，顯然缺少厚重的百科知識作為扎實底蘊。

　　然而，也正是這個“一心從眾濫竽充數”的青年，通過實打實地刻苦工作成為“脫穎而出的警界先鋒”，圍繞他的形象又聚攏起很多可供辨識的青年群像。在中國古典傳統都已一一被短視而急功近利的投資人翻拍成偽魔獸電影的今天，在電視熒屏上到處充斥著海外版權節目的今天，“余罪”和他的朋友們，這群真實而獨特的中國小鎮青年，人生故事中不混雜異域文化的摹仿，形象塑造也部分地遠離了概念先行的功利主義，恰恰揭示了一個被忽視已久的重要現實：在“小鎮青年”這個籠而統之的概念之下，是無數個獨特、真實的鄉土青春。

　　這樣的青春里，有我的鄉土與兄弟

　　所有關于青春的敘述都帶有特別的感染力。海明威對年輕人說“這個世界很美好，值得為之奮斗”，聶魯達則說“生命如此豐富，而且充滿哀傷”。關于青春的感知和描述如果不是為了廉價催情，就往往宿命般的兼具極美的激情，以及熱情焚盡后的徹骨離殤。

　　《余罪》青春的第一度自由出自土生土長的“老西兒”身份，來自這些青年對于自身鄉土的清楚認知，以及不問緣由的依戀和熱愛。在當前北上廣云集了最大多數青年就業的時代表征下，《余罪》使人們看到，那些不曾遠離故鄉的年輕人是如何有意義地度過小鎮上的青春。繼而，圍繞“余罪”的一干青年兄弟，同樣的卑微貧窮，又同樣的熱血義氣。他們互相理解彼此身上的毛病、癖好，甚或劣根性。

　　比如“余罪”促狹，頻搞惡作劇，能漁利就絕不放過機會，從不故作清高；“鼠標”嚴德標好利貪便宜，眼光短淺，一旦能贏個把小錢兒，天大的任務也拋去腦后；至于“技術宅”駱家龍，一方面段位已經高到準電腦極客，另一方面卻不諳世情，為了生計竟然吃住網吧，幫著逃課小學生打通關游戲。還有“牲口”張猛，身強體壯沒心機，或者說壓根沒頭腦，為人正直，卻對社會邏輯一無所知，一旦落難就瞬間返祖原始人狀態，拼一把子蠻力，將就著存活下去。

　　除了這些活靈活現的個性人物作為割頭換命的同袍兄弟，“余罪”的青春歲月里還有為數不少的平淡之交，談不上友情甚或交情，卻在默默中不計回報地互助一臂之力。如果這樣的行為存有什么動機，也只能理解為同出寒門的心有戚戚。譬如周文涓、董韶軍，毫無家世可言，祖輩數代都是農民，來自貧寒鄉間，然而他們身上卻不乏魯迅先生所期許的脊梁骨氣和韌性戰斗精神。原著第1卷第27章，長于市井而無比精明的“余罪”隱隱窺出處長許平秋一心想要招攬自己入警隊，他以自己為籌碼提出一個要求，要求許處長同時招收“要素質沒素質，要相貌沒相貌”的周文涓作女警，原因是“她根本沒有出路，如果給她個機會的話，她會拼命干好……這次選拔不就是挑能去一線拼命的人？”

　　事實亦是如此，在羊雜店打工掙學費而不能回家過年的周文涓爆冷進了警隊，分在冷僻的法醫學，到罪案現場學習采證。董韶軍則去了更為冷僻的痕跡檢驗研究所，聽起來高大上的“犯罪痕跡學”在實干中就是提取并分析“人體的排泄物、汗漬、血漬、體液、毛發……”這些平凡且貧窮的年輕人們心平氣和地接受命運，在那些不受青睞的冷門崗位上一門心思鉆研，最終憑借在一線上積累的專業知識技能協作互補，屢破奇案；同時憑借扎實過硬的個人技術逆襲為單位里須臾不可少離的業務骨干。《余罪》用平緩的筆調寫出了小鎮青年怎樣通過實打實的刻苦工作，將自己發展為有社會價值的職業人，使“小鎮青春”具有了自我實現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