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半夜去樓下超市，張小鯊都會看到那個守夜班的姑娘。她長得不好看，總是低著頭看各種偶像劇，有客人問她東西在哪兒，她也不說話，只是默默拿貨。張小鯊想，如果給她拍一部能熬過漫漫長夜的片子該多好，“雖然她不好看，可也應該擁有漂亮女孩被關注的權利，我想給所有女孩拍一部《惡作劇之吻》”。

　　張小鯊是一名導演，沒拍過什么大片，2018年剛完成導演處女作《我兒子去了外星球》。這部包含了科幻、皮影、武漢方言等元素的電影，是FIRST青年電影展“產業場”展映影片。盡管張小鯊認為，“文藝片導演和其他導演沒什么不同，只是作品更作者化一些，拿到的資金更少一些”，但他也很清楚，“這樣的片子”上院線極易賠錢，而且排片注定少。最終，張小鯊選擇了網絡發行，影片于12月2日在愛奇藝電影頻道上線。

　　青年導演、處女作、文藝片，這幾個關鍵詞加在一起，大概會得出“沒人看”的結論，但網絡發行，也許能扳回這一局。

　　第十一屆FIRST影展最佳劇情片和最佳導演得主《北方一片蒼茫》，今年7月29日在愛奇藝上映后，截至目前有效觀影人次超過43.3萬；第十二屆FIRST影展“產業場”參展影片《一條叫招財的魚》上映10天，有效觀影人次超過88.3萬，獲得票房分賬收益220余萬元；類似的例子還有《睡沙發的人》《大樂師·為愛配樂》《出走人生電臺》等。

　　愛奇藝電影版權合作中心總經理宋佳回憶，過去網絡一直被視為“終端”——電影的最后一個階段，等院線下架了才輪到網絡。最開始去做電影版權的采購時，她特別郁悶，“花這么多錢，結果片方開發布會都不叫我，因為大家確實把我們當成最后一環”。

　　情況在這兩年有了一些轉變，宋佳說：“很多有才華的青年電影人的作品，因為成本或者市場環境的困難，沒有辦法在院線跟觀眾見面。但通過網絡平臺，能被更多人看到，也能通過商業模式獲得收益。”

　　就像《紅高粱》之于張藝謀、《小武》之于賈樟柯，大部分導演的早期作品往往會選擇自己熟悉的場景，可能是關于故鄉，可能是關于成長。這是他們積淀了多年之后的一次爆發，最接近內心深處的體悟。

　　但他們也往往會遭遇相似的窘境，沒有錢發，沒有人看，參加電影節似乎成了最靠譜的方式。誕生于2006年的FIRST青年電影展，致力于推廣青年電影人的早期作品，《心迷宮》導演忻鈺坤就曾是2014年最佳導演得主。

　　然而，FIRST影展電影事務部總監段煉認為，電影節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文藝片和商業片的分化，“文藝片的話語權在電影節，導演需要被檢驗，就不得不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而對作者和觀眾來說，只有好電影與壞電影之分，文藝片和商業片并不是對立面。

　　FIRST影展從3年前與愛奇藝合作，舉辦“產業場”展映。“產業場”這個聽上去有些陌生的名詞，其實在世界電影節展上十分主流。段煉介紹，戛納電影節一年有2000場放映，只有500場是電影節的正式放映，其余1500場都是以交易為目的的“產業場”。

　　過去七八年，在電影節交易市場，最火爆的就是傳統電影公司在買片；現在變了，片商桌子前最忙碌的就是愛奇藝、騰訊、優酷等網絡買家，“他們大量采購電影版權，也有能力做分銷”。

　　從2008年尤其是2012年開始，中國電影整體票房突飛猛進，一部分觀眾愿意嘗試與自己以往觀影習慣不太一樣的類型和題材，這其中也包括紀錄片和文藝片。但從導演的角度，對網絡發行的顧慮依然存在。

　　很多青年導演有著非常強烈、甚至強烈到迷信的愿望——“我的作品一定要在電影院這樣有儀式感的地方被更多人看到”。張小鯊也坦言，如果說非有遺憾，那可能是一部電影，最終沒能在大銀幕上呈現，主創心中多少會有一些遺憾。

　　“這是經典電影發展到今天的思維定式，但反向思維是，商業邏輯的院線，為什么要給一個特別小眾的電影排片？”在段煉看來，一方面，藝術電影應該有自己的發行模式，而不是強迫商業院線傾斜資源；另一方面，導演不要迷信儀式感，“如果我的電影能在網絡上找到更對的觀眾，帶來更好的收益，為什么要去院線搶那百分之零點幾的排片呢”。

　　和和影業董事長楊巍也認為，網絡將成為非常主流的發行渠道，尤其對青年導演而言。“再有才華的導演，早期創作必然有很大比例是小成本電影。商業院線已經形成了非常務實的商業機制，給青年導演作品的空間是比較少的。而網絡發行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無限高的天花板，這是一個很好的成長過程”。

　　青年導演們在幾年前并不太愿意和網絡平臺合作，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一提到網絡大電影，就是低俗和粗制濫造的代名詞，不擇手段地在前6分鐘吸引眼球。我的作品在這上面放，豈不是同流合污？

　　“如果非要說電影在網絡發行有什么劣勢，可能就是行業缺乏自律，魚龍混雜，傷害到了作者和平臺的品牌。對此，我們寄希望于平臺，意識到建立品牌的重要性，抓取更有黏性、更準確的用戶。”段煉說。

　　對這一點，張小鯊有信心：“以后在網絡平臺發行的電影，不會再被專稱為‘網大’，都是電影，無非是發行渠道不同。這是一個發展過程，它一定會慢慢去掉標簽，成為有品質的電影。”

　　一個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早晨，在車廂內動彈不得的張小鯊掙扎著發了一條朋友圈：“擠在北京早高峰的地鐵里，想起10年前的我，能拍上電影，真幸運！”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