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最高法發文再談“彭宇案”，稱一審法院認定彭宇與老太太相撞并無不妥；時隔多年后，彭宇自己也承認當年確實和老太太發生過沖撞。但是10年來，“彭宇案”成了“不扶者”的“擋箭牌”，路人對遇險者坐視不管、老人撒潑訛人的新聞不斷在各地上演，“扶不扶”成為困擾人們的難題。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2003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7.4%的受訪者平時會關注“扶老人”一類的新聞，55.1%的受訪者認為一些新聞給人們留下了關于老年人的負面的刻板印象，63.4%的受訪者期待司法審判更加公開透明，爭取當下、早到的正義。

　　受訪者中，00后占1.2%，90后占23.2%，80后占52.1%，70后占17.1%，60后占5.3%，50后占1.0%。

　　83.2%受訪者表示遇到老人摔倒會去扶

　　杭州某出版公司員工劉方(化名)平時很關注“扶老人”一類的新聞，“雖然實際生活中自己沒遇到過，但這類報道很常見”。

　　“這個話題被炒得太多了。”成都某高校大三女生許霞(化名)表示，現在反而更關注比較正面的新聞。“比如，老人給為自己讓座的年輕人拍照，最后制成了相冊表示感謝”。

　　調查顯示，77.4%的受訪者平時會關注“扶老人”一類的新聞，其中21.6%的受訪者非常關注。

　　66歲的劉保國(化名)表示，自己也會關注這類新聞，“但身邊這類‘不講理’老人少之又少”。如果是老人不對，應該指責；如果真的是年輕人撞到老人，那必須負責，不能推卸責任。

　　如果遇到老人摔倒，劉方直言不敢去扶。“害怕萬一被老人或其子女訛詐。而且有些病癥也確實不能瞎扶，可能好心辦了壞事兒，我會直接撥打120”。

　　24歲的山東某高校畢業生王明亮表示，若自己碰上這種情況，一定會去扶，“會觀察周圍的情況和老人的狀態。確實需要幫助的話，不幫助良心上過不去”。

　　對于“路上遇到老人摔倒扶不扶”這一問題，83.2%的受訪者表示會去扶，其中18.6%的受訪者肯定會扶，沒有任何猶豫，37.5%的受訪者稱會扶，同時會找相關證人或拍照作證，保障自我權益，27.1%的受訪者表示緊急就扶，不緊急就不扶。僅14.4%的受訪者直言不扶，但會采取其他措施(如撥打120)，2.3%的受訪者則稱完全不會管。

　　55.1%受訪者認為一些新聞給人們留下了刻板印象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楊立雄認為，“老人摔倒不敢扶”確實是全民都在討論的問題，“在媒體的影響、互聯網的擴散下，年輕人害怕‘碰瓷’的，或者害怕碰上其他各種各樣的糾紛，這種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劉方認為，出現這類現象與人們之間的信任缺失有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成為主流，人與人之間變得冷漠，袖手旁觀的人越來越多”。

　　“每個年代都有品德有問題、素質較低的一部分人，只不過在互聯網環境下，這樣的事件被放大很多倍，也更容易進入人們的視野，被廣泛地討論。”許霞說，“輿論將老人群體污名化，留下了負面的‘刻板印象’，一些人談到老人就想起這種壞形象”。

　　楊立雄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現在老年人的保障體系不完善。“一些老人摔倒以后，醫療費用花費大，對老年人自己也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人們為什么會顧慮“扶還是不扶”？調查顯示，61.4%的受訪者直言是現代社會道德滑坡的表現；55.1%的受訪者認為一些新聞給人們留下了關于老年人的負面刻板印象；47.4%的受訪者認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影響；27.1%的受訪者認為是社會輿論的影響。

　　63.4%受訪者期待司法審判更加公開透明，爭取當下、早到的正義

　　“彭宇案”雖然已經過去10年，影響卻仍然存在，甚至不斷擴大。人們已不再關注具體案件中的誰對誰錯，而將“老人被扶反訛人”的印象印入腦海。

　　要改善這一狀況，63.4%的受訪者期待司法審判更加公開透明，爭取當下、早到的正義；52.1%的受訪者認為有必要加強社會道德建設，重塑助人為樂的風尚；50.2%的受訪者認為應嚴厲打擊“碰瓷”、“訛詐”等行為；44.6%的受訪者建議多拍攝公益廣告，宣傳文明出行；38.0%的受訪者認為媒體應注意宣傳引導。

　　“最重要的是監控的普及和利用，以及車載監控的普及。”劉方說，現在很多事件難辨真假，就是沒有確鑿的證據，口說無憑。“其次，是執法必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賠多少、罰多少，都要平等”。

　　楊立雄認為，現在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了，但是福利制度建設還不夠完善。應該以完善社會保險制度為主，同時讓商業保險起到補充作用。現在兩個方面都做得不夠好，“尤其是商業保險，是缺席的”。

　　他表示，扶人者留證據保護自己是表面上的解決方法。要深層次解決問題，重點還是社會保險、商業保險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有了這些，車碰車、車碰人、人碰車發生的各種糾紛，該怎么解決怎么解決，不需要先運用法律手段，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社會保障更能促進我們的道德、社會信任的建立”。他認為，這樣的制度，才能夠讓老人不必擔憂自己的醫藥費，年輕人不必害怕可能被“訛”而不敢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