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小磊)6月30日，做為第一批《騰飛粵港澳》的采訪記者，我和同事陳燕、陳菲開始奔赴廣州、江門，與當地電臺進行了為期10天的聯合采訪。
    面對“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這樣宏大的主題，又是作為先頭部隊的第一批采訪記者，我們覺得肩上的擔子很重。出發前，我們與主管領導、合作單位、被訪嘉賓反復溝通，指定了詳細的執行方案和操作流程。到了廣州和江門之后，我們抓緊一切時間展開了采訪工作：從普通市民到政府官員，從街頭的隨機采訪到演播室的嘉賓訪談，一共采錄了盡60個小時的錄音素材，每一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故事講述著城市與國家的變化。
    在隨后撰稿、制作的過程中，個人在新聞業務上也有了非常大的收獲與提高。節目播出后，聽眾的反響也非常的熱烈。而那些采訪中的人與事卻是最讓我感動的：

    江門的越南歸僑：祖國，我回來了！
    “一到深圳，一過羅湖橋，啊，看到五星紅旗，我跟一個同伴就跪下了，很激動，啊，祖國，我們回來了！”當坐在我們對面的老人哽咽著說出這段話時，現場的記者也被深深打動了。
    江門是是我國著名的僑鄉，旅居海外的鄉親多達370多萬，分布在世界107個國家和地區。60年前，一萬多江門歸僑或舍棄家產，或痛別親人，為了建設祖國，為了革命信念，毅然回到了祖國母親溫暖的懷抱。
    接受我們采訪的這位老華僑，名叫羅凌，今年80歲了。60年過去了，但是回憶1949年從越南歷盡艱險，踏上新中國土地的那一刻，老人還是激動不已、潸然淚下。
    羅老是江門著名的作家、詩人，多年來無論是在很艱苦的環境，還是在病中，他一直筆耕不輟。面對記者的話筒，羅老還動情地演唱起了自己創作的《歸僑之歌》，羅老說：“60年啊，我和共和國是同齡的，跟他共同經歷著每一個風風雨雨，每一個勝利，每一個曲折，共同喜悅悲傷，我正在準備寫一首長詩來歌頌共和國60周年！”

    五邑大學學生：我希望可以去家鄉最需要的地方
    “在我們江門的農村也有一些貧困和留守的學生，而我是學師范專業的，我希望畢業以后可以留在家鄉，去農村，像我的父輩一樣為自己的家鄉貢獻自己的力量。”五邑大學圖書館的門口，我們隨機采訪了這位剪著短發，帶著眼鏡的小姑娘，她叫梁惠怡，就是江門人。
    由于歷史及風俗的原因，江門在習慣上稱為“五邑”，建國六十年來，五邑僑胞為家鄉捐資贈物總值超過50多億港元、在家鄉投資超過40億美元，開辦企業3000多家。在數不勝數的公益項目中，投資最大、影響最廣的是僑鄉的最高學府五邑大學。
    當年負責僑務工作的吳淡初老人回憶說：“小小的江門，財政收入不過１億多，從哪兒出錢辦大學？就是群策群力，內外合一。外的就是我們的港澳同胞、臺灣同胞、華僑。第一個捐款的就是司徒輝，帶頭捐款100萬港元。” 司徒輝是江門開平籍知名實業家，1984年初，由司徒輝先生牽頭，“海外華僑、港澳同胞響應籌建五邑大學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建校以后，以利國偉先生、伍舜德先生、呂志和先生等為代表的五邑鄉親共捐款２．２億港元，建樓宇５０多座。
    五邑大學校長胡社軍說：“我們對華人華僑的感謝、感恩不僅僅局限于金錢方面，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有一位華僑叫陳子樂，是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的退休老師，他退休以后，每個星期六星期天自動地坐船從香港到五邑大學，進行英語的雙語講課，風雨無阻20年，沒有取過學校一分錢報酬，我們學校也沒有支付一分錢交通費，20年，整整20年，一直到08年結束。所以海外華人華僑對五邑大學的那種感情和支持，不是用言語所能表達的，在國內的高校中間也是不多見的，非常富有特色。”

    解放廣州的老戰士：聽到了海珠橋爆炸的聲音
    “當時國民黨的軍隊為了逃跑，炸毀了海珠橋，我們還沒到沙河，就聽到海珠橋爆炸的聲音。”
    海珠橋，1933年2月15日建成通車。1949年10月14日，國民黨反動派敗退前夕炸毀了廣州海珠橋。今年82歲的馬世誠老人當年隨解放軍南下解放廣州時還是個20出頭的小伙子。談到解放廣州前后的情形，榮憲增的記憶里最深刻的莫過于10月14日當天凌晨3時就開始的行軍，國民黨50軍被打得倉皇逃跑。戰士們顯得非常興奮，為了加快行軍速度，大家干脆將背包扔掉只帶著槍，“幾乎是跑著到了廣州。”

     廣州市民黃阿姨：廣州三件寶：司機 醫生 豬肉佬
    “原來是‘寧要河北一張床，不要河南一間房’，以前我跟我的同事說：‘千萬別去海珠橋南邊去住的，太荒涼了’，現在，我準備去河南買房子呢，那邊小區我都轉過了，都不錯！”
    廣州人稱呼珠江南岸的海珠區為河南。相對應，珠江北岸就稱為河北了。50年代時，河南區經濟并不發達，因此盛行“寧要河北一張床，不要河南一間房”的說法。現在住在白云區的黃阿姨今年50歲，她翻出家里的老照片為記者講述著這幾十年廣州的變化：“六七十年代廣州有三件寶：司機、醫生、豬肉佬，那個時候廣州買什么都要憑票，當司機的出門用車很方便，醫生看病方便，賣肉的，當然是吃肉方便啊！當時廣州人交朋友、嫁女兒、選媳婦都想找這三種人。”
    后來的三件寶從“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到“電視、冰箱、洗衣機”到現在的“買樓、買車、買電腦”，這些都是這個家庭特殊的印記，也是這座城市和我們國家共同的成長。黃阿姨翻箱倒柜地找出了20年前的手風琴，手風琴音色沒有變，黃阿姨邊拉邊唱起了：“我們的生活充滿了陽光……”

    廣交會廣東代表團團長：周總理親自來廣交會了
    作為中國人自己打造的第一個國際展會品牌，在廣州舉行的廣交會也是這個城市獨特的標簽。
    伍明光是廣東外經貿委原副主任。廣交會廣東代表團團長。從1963年開始，伍明光參加了近60屆廣交會，是任廣東團團長最長時間的“老團長”。伍明光回憶說：“1967年廣交會開幕前夕，紅衛兵準備沖擊廣交會，在緊急關頭，周恩來總理及時趕赴廣州，我們一見到總理炯炯有神的目光，大家歡呼雀躍，大受鼓舞。這次春交會可以說是永生難忘，如果不是周總理親自來了，廣交會都不知道能不能舉辦。”
    從82年參加第一屆廣交會開始，一直到2009年，廣東省紡織品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鐘浩森每一次都帶隊參加。他倉庫里找出了兩臺老式打字機，在采訪現場饒有興致地打起字來：“80年代，可以參加廣交會那是非常榮光的事情。改革開放前，廣交的作用更加特別，那是我們外貿的唯一出口。那個時候我們白天談判，晚上就回賓館用這個打字機打合同。”
     在廣交會這條通往國際舞臺的橋梁上，部分已經率先走在前面的企業，通過在廣交會上的厚積薄發，開始走出國門，直接在國外設立企業。廣州中華精藝雕刻廠高級工藝師靳兆光說：“我93年參加廣交會，那個時候我只是一個民間藝人。廣交會給了我一個舞臺，給了我在世界上弘揚我們中國工藝美術文化，通過12年的運轉，我現在有了自己的公司，最近在美國紐約又多開了一個貨運公司。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廣交會這個平臺。我們企業就不可能存在，我們企業就不可能走出國門。”

    廣州的IT白領：我們比父輩更有創意
    “我們廣州人是敢打趕闖的，我媽就是剛剛改革開放就去開商鋪的，我現在一樣，不過我覺得我們年輕一帶更有創意。”
     在廣州的天河商城，我們采訪了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黃嘉俊。白天，他是IT公司的白領，有非常不錯的工作崗位和收入，而晚上，他在天河商場的地下一樓開了一個7平米的小店面。小店叫‘創意小筑’，出售的都是一些非常有創意的小產品，包括生活用品、工藝品等等。他說：“我大學學的就是計算機，我非常喜歡我的專業，但是我覺得年輕人應該自己創業，開這個小店也是我的興趣，雖然辛苦一點，但是我很開心。跟我的父母比，我們現在競爭更激勵，生意更難做，這就需要創意了，我們年輕人更有創意更有想法！”

    在工作中，我的新聞業務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這些生動的小故事表達著每一個華夏兒女的真情實感，展示著偉大祖國60年來點點滴滴的成就與輝煌。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非常榮幸可以參與到這一次大型報道當中，除了被這些故事感動之后，新聞業務更是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從最開始的選題、策劃，到采訪、錄音、撰稿、合成，每一步都是一次學習和鍛練。
    例如：有關于廣州民生的一期節目“海珠橋邊新生活”，在撰稿的時候就不斷地有問題出現：面對60個小時的錄音素材，怎樣挑選出最有新聞價值的那幾十秒？挑選出來之后又應該怎樣通過文字去進行再創作？在撰寫文字時，怎樣巧妙地介紹背景資料？怎樣合理地與音響結合？等等，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改當中，不斷解決舊的問題，又不斷有新的問題出現，一直改到第七稿，“海珠橋邊新生活”才終于定稿。
    說實話，每一次修改采訪提綱、或者是稿子、節目時的心情都是非常復雜的：既害怕又期盼，既欣喜又沮喪。因為每一次，我都覺得自己盡了最大的努力，已經做到了最好：“你看，我的稿子做得多漂亮！”。于是高高興興地把稿子交上去，可是，馬上又被打回來，而且還指出了一大堆的問題，心情當然馬上變得非常低落。但是，有問題，就有學習的機會，就有上升的空間！于是在學習和修改中又有了新的收獲與進步，當然又會特別的高興。
    相信，除了我，我們華夏之聲其它參與到“騰飛粵港澳”節目當中的同事都有同感：雖然辛苦，但是收獲很大！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能有更多這樣鍛練的機會！同時，再一次祝福祖國繁榮昌盛，作為新聞工作者，我一定用手中的話筒，記錄更多新中國的變化與發展，為祖國喝彩，為祖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