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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豐子愷故居被迫關閉的消息引起國人關注。豐子愷故居坐落于上海陜西南路39弄93號內，是一幢西班牙式的別致洋房，名曰“日月樓”。他在這里譯出了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并與其女豐一吟合作翻譯長篇小說《源氏物語》，出版了《豐子愷畫集》等，在此寓居時間長達21年，貫穿了其寫作、翻譯、繪畫、筆耕的鼎盛時期。然后，這個承載著豐子愷主要生活工作經歷，同時也是已經作為景區對游人開放長達四年的地方日前被迫關閉，引起國人關注，為何突然關閉？相比國外比較成熟的名人故居人文旅游模式，這件事的發生，引發了我們諸多思考。

　　本期嘉賓

　　著名旅游專家、社會學者

　　劉思敏

　　廣東決策研究院旅游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李銘建

　　廣東省旅游協會副秘書長 周志紅

　　本期主持人

　　南方日報記者 向杰

　　實習生 曹岷

　　主持人：您對豐子愷故居開放四年后被迫關閉怎么看？

　　劉思敏：這次豐子愷故居被迫關門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名人故居當然有很高的文化價值，但是具體到每一個故居來看，其價值又是不一樣的，一個名人可能有很多故居，有的故居可能有文化價值，有的有旅游價值，但不能一概而論，所以應以不同的方式方法來保護來開發。如果其文化價值和市場價值非常高，比如魯迅在紹興的故居——“百草園”和“三味書屋”，就可以由政府來保護開發，用納稅人的錢、用財政收入來對它進行開發；回到上海的豐子愷故居來說，它被強占收回之后只剩下二三樓，規模較小，展品也不夠豐富，管理亦不太好，它的文化價值和市場價值較之魯迅在紹興的故居就差很多。

　　李銘建：與其他由于經費不足或管理不善導致故居關閉的情況不同的是，這次上海豐子愷故居的被迫關閉是由于現在房子的產權出現了糾紛。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應根據相關的歷史與證據來判定房屋的歸屬權問題。事實上，由于一些歷史原因，很多地方都出現了房屋產權的更換。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國家也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法律和政策，雖說對房屋產權的取回有一定難度，但過往也有一些相關的成例可供參考。

　　周志紅：據我了解，豐子愷故居跟現在很多地方的名人故居的開發方式是不一樣的，它主要是豐子愷當年生活的二樓和三樓，一樓還有其他的住戶在住著。另外它的開發和經營是免費的，其管理由豐子愷的后人來做，比如收集一些展品等，基本上也沒有什么政府的資助。它不是為了經濟效益來開發的，所以對它的關閉還是很惋惜的。同時也折射出幾個問題，首先名人故居的開發保護得不到政府的重視，僅僅依靠社會力量來進行難度比較大，第二個也涉及到名人故居的產權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開發。

　　產權不明是主要困境

　　主持人：前段時間北京“梁林故居”遭強拆，昆明的王九齡故居成了餐館，您覺得在國內名人故居作為旅游景區，其開發建設主要存在哪些困境？

　　劉思敏：國內名人故居主要的困境是產權不明，因為產權人有權對其進行使用，除非其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這樣它才能遵守文物保護的條例，不能隨便的開發，更不能隨便轉換其用途。現在國內名人故居的價值是良莠不齊的，所以應該分門別類來進行管理，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名人故居都要擴大規模或者進行保護，比如馬克思在特里爾的故居，規模非常小甚至也沒什么醒目的招牌，但是還是吸引了很多人去參觀。

　　李銘建：第一，名人故居自身產權是否明晰，產權是屬于誰的，誰有權處置它；第二，人們對于故居的文物價值和文化價值的認識。如果在社會、政府、市民大眾的層面，沒有形成故居保護意識，那它的消亡和強拆是必然的。舉個例子，香港之前一座很有文物價值和建筑藝術價值的古建筑，有一天業主說要拆掉，但是在一些團體和政府的倡導下，對業主作了一些補償，最終把這座樓保存了下來，所以我們說對故居的保護是與人們的認識相關的。在二三十年前，大家可能還沒有形成關于保護名人故居的意識，現在有一部分人已經有了這種意識，但總體還沒有達成一種共識，更多的人是在追求其經濟上的利益，隨著認識的不斷發展，人們終有一天會想到對名人故居的保護，但我們不希望那一天來臨的時候，這些名人故居已不復存在了。

　　周志紅：第一，名人故居的產權問題，很多由于歷史原因，名人故居的產權非常復雜，現在對它收回來保護開發，存在很多方面的問題；第二，故居的保護修繕和日常維護存在一個比較大的資金缺口；第三，在對名人故居開發的過程中，存在很多商業化的沖擊，造成了一些開發商和地方政府過分重視經濟效益，對其破壞乃至將其鏟除。

　　定位應重文化價值

　　主持人：在文化旅游、人文旅游逐漸成為新的旅游消費需求的大背景下，名人故居的定位應該是怎樣的？

　　劉思敏：應該把名人故居當做文化事業來對待，不應該考慮經濟回收。但是如果有些名人故居名氣很大，文化價值很高，遺存很豐富，體驗性比較好，它可以實現文化價值和旅游價值的統一，那么它就可以從文化轉變成為文化產業，事實上文化的產業化并不一定會損害它作為文化事業的一部分。更何況有一部分名人故居本身文化價值不是特別高，遺存也不多，更不符合文保單位的條件，更可以發揮其文化創意的作用，從文化產業的角度來開發它，對這一類的名人故居就不是保護的概念了，而是以它為文化元素來進行開發利用，進而形成文化產業，吸引游客和參觀者。

　　李銘建：名人故居的價值不是體現在它的旅游價值或者經濟效益上。很多名人故居可能只是一座樓，如果單看一棟樓的話，它可能沒什么特別也沒什么價值；但是名人故居的價值在于它是歷史名人在故居生活的一段時間內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的載體，比如從豐子愷對于中國現代繪畫漫畫等產生的影響來說，其故居的價值不能從一張旅游門票的價格來定義，它的歷史文化價值是無法衡量的。

　　周志紅：對名人故居進行適度的開發是十分有必要的。很多名人故居從其建筑或從周圍環境的角度看，都可以反映名人當時生活的城市風貌和歷史記憶，而且很多名人，他們身上代表的精神風貌和個人品格有很深厚的文化內涵。一個地方的名人故居，也代表了這個地方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即使在商業大潮中，在經濟利益驅使的背景下，我們還是要靜下心來，好好研究一下名人故居的保護與開發，挖掘其背后所承載的歷史和文化特色，這樣對提升地方的城市形象和提煉地方的精神風貌將是很重要的。

　　開發須多方推進

　　主持人：您覺得怎樣可以讓國內的名人故居更有“味道”，有哪些國外經驗可以借鑒？

　　劉思敏：對于政府來講，文物部門應該對其轄區內的建筑或者遺存進行普查和甄別，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名人故居就應該列入，漏掉的要補上。納入文物保護體系的，有些應該政府進行修繕和保護，有些應該政府和社會進行合作，剩下的就交給市場進行運作，而例如豐子愷上海故居更像是一種第三方非政府的公益性運作，從國外來看，他們非政府公益性組織參與故居保護的比重比較大，做得也相對比較好。國外的非政府組織比較發達，公民素質比較高，社會捐助比較多，相對市場開發也是比較少的，它們的故居往往很多都是原貌。所以，用政府、市場、社會這三條腿走路的話，才能解決中國名人故居的保護問題，提高保護開發的水平。

　　李銘建：首先要尊重它本身的產權，房子是誰的，誰有權去處置，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表達他們對這個房子的利益的關切，名人多么有名氣或者說多么有價值，不是名人自己說的，而是由后人來說的，這就需要整個社會的一種認同感，所以在公眾與社會之間還需提高對名人故居的認識，形成一種保護意識，從而使政府、產權人、社會公眾之間達到一種協調與共識。

　　周志紅：第一，對故居的修繕與保護，很多時候不只是停留在故居本身，更多時候名人故居是跟周圍環境和整體風貌融為一體的，所以我們在保護和修繕的過程中，不能只著眼于建筑本身，也應對周邊的風貌進行控制和保護，才能真實地還原其歷史原貌；第二，國外很注重全面真實地反映名人生活的思想內涵和精神風貌，不要僅僅是停留在某一些片段進行片面展示，力求真實全面地還原歷史；第三，除了一些傳統的動態文字的介紹，圖片介紹和實物展示，還要有場景的再現和游客互動體驗性的項目，讓游客能夠在體驗和互動的過程中，全面地了解歷史的方方面面；第四，不僅僅限于門票經濟，還要開發、豐富關于名人的一系列衍生產品，例如紀念品、旅游商品等有價值的東西，出品一些讓游客可以帶走的東西，從而提高名人故居的綜合利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