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鄂爾多斯8月30日消息（記者陳銳海）王文彪年近花甲，人生經歷兩個三十年。

　　前一個三十年底色昏黃——在他的記憶中，庫布其沙漠腹地的風嗚嗚地叫，漫天黃沙打在人的臉上像針扎，眼睛睜不開，呼吸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王文彪困身于此，滿腦子想的是如何逃離沙區。

　　后三十年成色漸新，綠意已出。逃離者成了歸鄉人，為求生存，他和左鄰右舍開始植樹造林，固土防沙。但毫無經驗可借鑒，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柳樹死了，就種楊樹；在背風坡種不活，就換迎風坡種……摸爬滾打三十載，枯死的樹苗有多少，誰也說不清。白了多少頭發，皮膚黑了幾個色號，王文彪恐怕無暇顧及。他的心思全花在綠色追尋上，歡呼雀躍的時刻往往出現在實驗成功后——“太好了，就用這種方法。”

　　三十年，身后沙海現綠洲，他被聯合國授予“全球治沙領導者”。如今在他看來，治沙必須有產業支撐，有經濟動力，“不然就成了無源之水，人的問題解決不好，協調發展的問題就平衡不了。”

　　王文彪接受央廣網記者專訪。（央廣網記者 陳銳海 攝）

　　困于風沙 逃離大漠

　　王文彪個兒高，有一米八幾，或許是年輕時過于操勞的緣故，如今年近六十的他走起路來背有點弓，梳得有條不紊的頭發依舊藏不住邊上的銀絲。作為知名生態修復企業億利資源集團的一把手，他管理著8000多名員工，大多時候看起來神情嚴肅，不茍言笑。但一提到庫布其沙漠的治理成果，他展現給聆聽者的又是談笑風生、自信昂揚的一面。

　　“你看現在的庫布其，會覺得他是一個荒漠嗎？”他引以為傲的這片土地是中國的第七大沙漠，位于黃河“幾”字型內側頂端，隸屬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曾經因為嚴重荒漠化被稱為飛鳥難越的死亡之海。

　　經過三十年的植樹造林，1.86萬平方公里的沙漠有三分之一的面積得到治理，綠化面積達到了3200多平方公里，成了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座被大規模成功治理的沙漠。驅車走在穿沙公路上，放眼望去，一片皆綠，甘草楊柳鑲嵌其中，再往上看，天朗氣清，沙塵天氣不多見，已經從1988年的50次減少到2016年的1次。

　　引入黃河水后，庫布其沙漠腹地水草豐茂（攝于7月24日）。（央廣網記者 張凱航 攝）

　　如果把時間拉回半個世紀以前，同一片土地上呈現的卻是另一番景象。

　　北方一片蒼茫，大漠遙遙無邊。風吹而過，席卷而來的黃沙可以埋了村民的屋子，摻入他們的飯碗，也能躲進黑夜的被窩。貧瘠的土地刨不出糧食，靠天吃飯的人成天饑腸轆轆。鮮有人相信甚至想過，這片荒漠能變好。王文彪和大家一樣，從小想的都是如何逃離這片看不到希望的土地。

　　為了生存 必須治沙

　　在周圍人眼中，他是幸運的，能憑借高考遠離故土，再也不用熬著風吹沙打的日子。1984年，大學畢業的王文彪又被分配回家鄉，成了杭錦旗的一名教師，后又被選調到旗人民政府當秘書。二十多歲的他雖然仍回到庫布其沙漠，但那段時間至少不用再跟黃沙打交道，倒也沒想到治理沙漠這回事。

　　“一開始，治沙都是被動的。”現在看來，一切就像置之死地而后生。當年要不是被逼急了，沙區的百姓恐怕還沒意識到要拿起鐵鍬，扛起樹苗，拉開一場人沙大戰。

　　事情要追溯到198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進鄂爾多斯高原，政府決定對供應內蒙古中西部幾十萬人食用鹽、但處于虧損狀態的杭錦旗鹽廠進行改革。當時想歷練自己的王文彪參與競選，最后被選任為廠長，承包了鹽廠。

　　但這絕不是一條好走的經營之路。18平方公里的鹽湖四周被庫布其沙漠死死圍住，常年肆虐的沙塵暴一次次將沙子卷入湖中，就像野心勃勃、胃口頗大的妖怪，恨不得一口氣吞噬鹽湖。當時鹽廠供應著沙區人民的就業崗位，對王文彪來說，逃離再也不是辦法，面對現實并行動起來才有可能刨出一條生路。“你生長在沙漠，就應該對它負責，把它治理好，讓老百姓不受風沙的威脅，不再餓肚子。”

　　圖為90年代初的杭錦旗鹽湖廠。（資料圖）

　　生存危機激發出保護環境的意識，幾乎是那個年代環境修復的起點。王文彪的個體故事和鹽湖的命運軌跡，都烙下了時代的印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開始進行“三北工程”防護林建設，號召人們向沙漠進軍，造林治沙，應對干旱、風沙和水土流失帶來的生存危機。到了80年代中期，土地嚴重荒漠化的伊克昭盟（鄂爾多斯舊稱）也試圖通過市場化手段推動生態建設，允許單位和個人到農村牧區承包五荒土地，搞開發性建設，后來更是明確要求立草為業，科學養畜，發展商品經濟，走效益畜牧業的路子。

　　有了政府的鼓勵性政策和沙區百姓的生存需求，“王文彪們”在庫布其沙漠上的綠色追尋開始了。

　　逢山開路 遇水搭橋

　　王文彪打算在鹽湖周圍種樹，防沙固土。沒有錢買樹苗，他抵押自己的摩托車，借來一點啟動資金，后來又從賣出的每噸鹽中抽出五塊錢，用來種樹植草。他親自從鹽廠中挑出27名靠譜的員工組成林工隊，專職清理鹽湖的沙子和植樹造林。

　　條件惡劣，過程艱辛，栽下的樹有不少“夭折”了——不是被曬死就是被吹倒，有時還會被附近牧民的羊連根刨起。柳樹死了，他們就種楊樹；在背風坡種不活，大家就換迎風坡種……沒有人能告訴他們怎樣才能提高樹苗存活率，一切只能靠自己一點一滴地試驗。為了調動林工隊的積極性，王文彪組織起植樹比賽，以此活躍氣氛，鼓勵大家堅持下去。

　　“任何事情如果不去做，永遠是零。我們不能好高騖遠，只要能憑著一雙手種活一棵樹，沙漠就多一點綠。”一邊生產，一邊植樹，他們花了八年時間，終于在鹽廠周圍種了兩萬多棵樹，護住了鹽湖。后來王文彪驚訝地發現，凡是樹活了的地方，高高的沙丘就不見了——樹長高后，固定住了沙丘，它們無法移動，風一吹，高處的沙子落入低處，填平低坑，沙漠變平了。

　　庫布其沙漠第一條穿沙公路是沙區人民破解生存危機的利器，更刻下一代代治沙人追尋綠色的印記（攝于7月26日）。（央廣網記者 張凱航 攝）

　　1997年，為了把生產的鹽更快運出沙漠，降低運輸成本，王文彪決定在沙漠腹地修一條穿沙公路。幾經波折，東挪西借，終于籌來7500萬元，他帶領13萬沙區人民費時三年，在漫天黃沙中修出庫布其沙漠第一條穿沙公路，全長115公里。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幾乎可以用來形容林工隊最初的十年。用王文彪的話來說，1988到2000年間的治理是被動的、完全靠輸血的，從企業的利潤中抽錢來治沙，“目的就是活下去。”到2000年底，伊克昭盟森林面積達到1587.96萬畝，森林覆蓋率達到12.16%。

　　產業化投入 研發新技術

　　有了90年代的積累和奠基，千禧年之后的沙漠治理進入了黃金發展期。

　　彼時，恰逢西部大開發戰略逐步實施，生態環境建設取得新突破、努力實現西部地區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成了重要的目標。在這個背景下，伊克昭盟的“五荒”建設也逐步由農牧民家庭為主轉變為企業、公司大規模開發建設，先后有大中小100多家企業進入庫布其沙漠和毛烏素沙漠進行開發建設。

　　治理后的庫布其沙漠腹地形成沙產業基地，可種植果蔬（攝于7月23日）。（央廣網記者 張凱航 攝）

　　這個時期，除了生態修復外，庫布其沙漠的治理已經進入了“治沙、生態、經濟、民生”四輪驅動的模式。深入其中的企業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產業化投入，“十五”期間，鄂爾多斯全市生態建設總投資就達到了21.1億元，是“九五”期間的23倍。

　　“過去我們認為沙漠就是一個沒有用的東西，是我們的敵人，后來發現它很有潛能，很有價值，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跟腳下的沙漠打了三十年交道，王文彪不再無從下手，甚至深知彼此間的相處之道 。他想“把沙漠的陽光資源、廣闊的土地、生物資源等利用好，形成沙產業，就能變‘沙害’為‘沙利’，讓參與其中的老百姓綠了家鄉的同時，也富了自己。”

　　他在沙區大面積種植甘草、肉蓯蓉等既能防沙固土又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藥材植物，形成健康產業，再帶動農牧民進行市場化參與。植樹造林的主力不再是27個人的林工隊，而是200多個民工聯隊。王文彪的企業負責種苗供應、技術服務、訂單收購“三到戶”，農牧民負責提供沙漠土地和種植管護即可。

　　截止目前，該企業已經形成了生態修復、生態牧業、生態健康、生態旅游、生態光伏、生態工業“六位一體”的生態產業體系。據王文彪介紹，每年整個產業銷售收入有100多億，利潤大概在8%到10%。而整個庫布其沙漠所創造的生態財富達5000多億人民幣。

　　向沙要綠、向天要水、向光要電后，庫布其沙漠產生了100多萬人的就業機會。沙區農牧民不再像以往一樣食不果腹，他們人均年收入由原來的不足400元增長到1.5萬元，有10.2萬貧困戶脫掉貧困的帽子。

　　2萬畝沙地上支起的60萬塊光伏發電板，年均發電量達5億度，銷售收入約4.5億元（攝于7月22日）。（央廣網記者張凱航 攝）

　　對王文彪來說，2000年至2010年這十年，是“輸血+造血”的階段。產業化投入后，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逐步體現。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做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這個時期，鄂爾多斯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最大的基礎建設來抓，“庫布其沙漠的治理也進入了良性循環，屬于完全造血的時期。”

　　順利“造血”的秘笈在于治沙技術的創新。不像一開始，樹總種不活，30年間探索出的100多項新技術和培育出的1000多種耐寒耐旱的植物種子，使得十幾秒就能栽下一棵樹，樹苗的存活率也達90%以上。整個庫布其也逐步實現從分散治理到統一規劃、從傳統方法到工業化治理的轉變。

　　如今，看到沙海逐漸泛起綠色的希望，很多曾因風沙遠離故土的年輕人紛紛回鄉，加入植樹造林的隊伍，走上治沙致富的道路。而曾經逃離后歸來的王文彪，卻開始走出去。他想把治理沙漠的經驗推廣給全球荒漠化的地區，“讓荒漠越來越少，植被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