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反腐敗的深入推進，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漸暴露出來。近年來，“共腐關系圈”成為反腐新詞。從一些案件看，以腐敗官員為軸心，夫妻、父子、同事、同鄉等關系網密織，往往是“拔出蘿卜帶出泥”，查處一個案件牽出一窩人，其危害比“獨狼式”腐敗大得多。

　　腐敗也有“朋友圈”，只不過，這個“朋友圈”見不得光，也更加隱秘。據報道，為將曝光風險降到最低，一些官員精心挑選“合伙人”，制造范圍極小的“共腐圈”。江西省萍鄉市原常務副市長孫家群案發后，萍鄉市原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張學民和萍鄉市原政協主席晏德文預感不妙，多次訂立攻守同盟，企圖“瞞天過�！�。張學民甚至借《龔全珍日記》里講的一位革命烈士被捕后堅貞不屈的英勇事跡“鼓勵”晏德文與自己達成攻守同盟。如此煞費苦心經營“共腐圈”，說明腐敗行為的“隱身化”特點越來越突出。

　　反腐高壓之下，明目張膽搞腐敗的人越來越少了，轉入“地下”、手法隱蔽成為腐敗分子的常用伎倆。從江西省查處的工程領域腐敗案例來看，腐敗官員要么安排親友出面充當“白手套”來牟取利益，要么以市場合作為幌子將“黑錢”洗白，要么進行“選擇性腐敗”，比如晏德文堅持“小錢不收、平頭老百姓的錢不收、不信任人的錢不收”的“三個不收”原則，將受賄對象控制在小范圍內。

　　腐敗圈子越來越小、越來越“隱形”，一方面加大了查處難度，助長了腐敗分子的僥幸心理。另一方面則滋生了“圈子”文化，一些人以利益為勾連，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搞團團伙伙，沆瀣一氣，信奉“圈子高于班子”，江湖義氣高于組織制度，嚴重污染了政治生態。把反腐引向深入，就必須標本兼治、綜合施策，大力清除“共腐圈”。

　　“共腐圈”的病原還在異化變質的權力，尤其是一些領導干部以權謀私、腐化墮落，成為圈子的“核心”。因而，治理“共腐圈”，最關鍵的是規范權力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在工程領域，權力過分集中為權力尋租提供了條件，干部管理的漏洞更為一些人大開方便之門。只有完善依法決策機制，實現全過程、動態化、無縫化監督管理，才能從源頭上構建約束權力的“防火墻”和“高壓線”，以“不敢腐”“不能腐”推進“不想腐”，從而逐漸凈化政治生態、鏟除各類腐敗圈子。(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