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里群英薈萃、少長咸集，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老藝術家，也有嶄露頭角的文藝新秀，有些同志過去就很熟悉，有些是初次見面。見到大家很高興。”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以這段平實的開場白，拉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序幕。在這次與文藝界人士共商文藝繁榮發展大計的會議中，他言及對文藝工作者的期望，指出“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強調“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

　　從習近平的從政足跡可以發現，禮待文人賢士、親近文藝工作者一以貫之，折射出他深厚的文化情結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高度重視，并將“文化自信”融入到治國理政的宏旨大業。

　　尊敬文人賢士——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好兄長。我多么想親自去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無奈遠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這段文字飽含深情的文字出自習近平撰寫的《憶大山》一文，是為悼念河北正定已故作家賈大山而作。1982年，時任正定縣委副書記的習近平，結識了當時還在縣文化館工作但已是“文壇新星”的賈大山，并交為摯友。賈大山因病去世一年后，這篇發表在《當代人》雜志1998年第7期上的文章，為讀者呈現了那段歷久彌堅的動人情誼。

　　“我到正定后，第一個登門拜訪的對象就是賈大山。” 習近平在文中回憶自己與賈大山初次見面，竟“像多年不見的朋友”，聊起文學藝術、戲曲電影、古今中外、社會人生，“無所不及、無話不談”。離開正定后，習近平曾多次給賈大山寫信、探望病重的他，并在得知他去世后以文章抒發自己的悲痛之情。

　　他與賈大山的結交不僅源于知人善用的品質，更發乎他與這位文人精神世界的惺惺相惜。同時，他也主動從和賈大山的交往中汲取改進工作的方法和能量，“我還更多地把他這里作為及時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為我行政與為人的參謀和榜樣”。

　　“棟梁之材，要愛；基石之材，也要愛。”習近平尊重和愛惜人才的情懷，甚至體現在正定縣一名普通青年身上。他擔任正定縣委書記時，曾給縣文化局長寫信推薦一篇來自青年李擁軍的習作。文化局長認為書記不會在意此事，隨手把文章給了《正定文藝》編輯部。誰料幾天后他收到李擁軍本人的來信，稱習書記給自己回信，并告知他將文章轉給了文化局長。縣委書記對一名想走文學之路的普通青年如此熱心幫扶，讓文化局長受到深深的震動。

　　習近平為何在年輕時代就那么重視文化工作者？這在《憶大山》一文中可見一斑。習近平贊賞賈大山利用與基層民眾水乳交融的關系，“去勸說人們、影響人們，主動地做一些疏導和化解矛盾的工作”，“用小說這種文學形式，盡情地歌頌真、善、美，無情地揭露和鞭撻假、惡、丑，讓人們在潛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強明辨是非、善惡、美丑的能力，更讓人們看到光明和希望，對生活充滿信心，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

　　習近平曾用“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來闡述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他關愛文人賢士的情懷，無論在基層還是中南海，無論在國內活動還是國外出訪時，都直接地體現在對文藝工作者的尊重與禮遇上。

　　兩年前的文藝工作座談會現場，一個細節被媒體捕捉到。當文藝界代表們發言結束，習近平總書記準備發表講話時，望了望90歲高齡的中國紅樓夢學會名譽會長馮其庸先生，并對大家說，今天出席座談會的不少老藝術家年事已高，大家如果累了，就到休息室休息或者走動走動。這句話打動了現場的不少文藝工作者，令他們深感總書記的言行“從細微處體現了對大家的尊重與關愛”。

　　2014年3月在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習近平與99歲的旅法華人李治華親切會面，詢問他的身體和生活狀況。這位老人歷時27年翻譯完成法文版《紅樓夢》，是將這部中國不朽名作介紹到法國的第一人。交談中，習近平盛贊他的執著精神和學術才華。習近平的“人情”常與愛才之心交織在一起，在他和文藝工作者的接觸中投射成一個個溫暖細節。

　　尊重文藝作品——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分享了他曾在德國講過的自己讀《浮士德》的故事。他在陜北農村插隊時，聽說一個知青有《浮士德》這本書，就走了30里路去借這本書，后來那個知青又走了30里路來取回這本書。

　　“我為什么要對外國人講這些？”習近平坦言，因為文藝是世界語言。談文藝，最容易相互理解、溝通心靈。

　　這并不是他第一次表露自己對優秀文學作品的熱愛。僅細數習近平在不同場合發言時提到的文學作品和引用的名篇佳句就能發現，他熟悉中國文化,并廣泛涉獵各國文藝作品。他青年時代在農村插隊時，“揣書上山放羊”、在田間地頭讀新華字典等故事也廣為流傳。不難洞悉他之所以熱衷于結交和親近文藝工作者，與崇尚知識、熱愛文藝的精神世界是分不開的。

　　2014年2月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時，習近平曾表示：“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作為國家領導人，他對于展現自己的文化趣味十分坦率，他偏愛“文藝范兒”的表達風格鮮明，常以典雅蘊藉又高度概括的經典名句來傳達自己的觀點與思想，引發公眾對相關文藝作品的關注。

　　習近平對讀書的重視在他的文字中有清晰的呈現。任職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他在《浙江日報》頭版欄目“之江新語”中發表的不少短評，都曾闡述對于讀書和文化的理解。在《多讀書，修政德》一文中他談到：“要修煉道德操守，提升從政道德境界，最好的途徑就是加強學習，讀書修德，并知行合一，付諸實踐。”在《求知善讀，貴耳重目》一文中，他提出在建設學習型社會、創新型社會的過程中，領導干部要做學習和實踐的表率，既要求知善讀，又要貴耳重目。從中可以看出，習近平熱愛文藝，也十分善于從優秀文藝作品中汲取修身養性和治國理政的資源。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借用白居易的這兩句詩表述文人的使命感。他認為優秀文藝作品能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創造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寄望文藝工作者們，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

　　尊崇傳統文化 ——

　　“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

　　“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用這句振聾發聵的話語，表達了他個人的文化理想，也為民族文化的發展注入了積極的能量。

　　習近平對傳統文化的濃烈興趣與自豪感，從他在公開講話和行文中頻繁引述的中國古代典籍、詩詞、俗語中就可以窺見。他從政以來，也身體力行地弘揚和保護傳統文化。1983年他在河北正定工作時，恰逢中央電視臺籌劃將名著《紅樓夢》拍攝成電視劇，并選擇在正定搭建“榮國府”的臨時外景拍攝基地，習近平通過多方協調努力，費盡心力將“榮國府”實景建成了永久建筑，為弘揚和傳播《紅樓夢》這部名著留下了可觀可感的載體。

　　2014年“五四”青年節，他到北京大學考察，專程來到人文學苑與中國哲學學者湯一介促膝交談，了解《儒藏》的編纂情況，并贊揚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創新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還曾在到訪北京師范大學時，明確反對課本中去掉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

　　“優秀傳統文化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永遠不能離別的精神家園。”在中央黨校2009年春季學期第二批進修班暨專題研討班開學典禮上，習近平明確指出，領導干部多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經常接受優秀傳統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養，增強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和把握能力，正確處理義與利、己與他、權與民、物質享樂與精神享受等重要關系。

　　對于領導干部應如何學習運用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也有具體的闡述。他認為領導干部要通過研讀歷史經典，看成敗、鑒是非、知興替，起到“溫故而知新”、“彰往而察來”的作用；通過研讀文學經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詩書氣自華”；通過研讀哲學經典，改進思維、把握規律，增強哲學思考和思辨能力；通過研讀倫理經典，知廉恥、明是非、懂榮辱、辨善惡，培養健全的道德品格。總之，要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

　　倡導文化自信——

　　“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

　　傳統文化觀不僅影響著習近平的話語和行事風格，也貫通在他治國理政的思路中。其中最重要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在多個場合提到“文化自信”，明確地傳遞出他對文化事業重要性的認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他指出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這一論述使文化自信成為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第四個自信”。

　　習近平對于文化自信的豐富闡述和多次強調，折射出這四個字在他心中的重要分量。早在2012年11月15日，他履新總書記當天會見中外記者時就談到：“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勞、勇敢、智慧，開創了各民族和睦共處的美好家園，培育了歷久彌新的優秀文化。”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他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三個“更”字，凸顯出“文化自信”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進一步指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強調文化自信，對于糾正今天文藝界某些熱衷“崇洋媚外”的論調和現象有著深遠意義。習近平在座談會上對文藝工作者們指出，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他強調，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

　　如何實現文化自信？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也給出了這一問題的答案。他理解的傳承中華文化，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身為“資深文青”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者和文化的觀點理念，內涵豐富多樣，但都與對民族命運的思考和關切緊密相連、一脈相承。正如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所強調的，“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