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連云港某晚報男編輯欲潛規則女詩人”的消息瘋傳網絡。涉事的《蒼梧晚報》21日上午通過微博發布情況說明，稱“倍感震驚，立即暫停這位編輯的工作，并報集團進行調查處理。”

　　看了兩人的對話截圖，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一個地方小報的編輯，能夠以這丁點的發稿權來要挾作者，在報紙行業整體沒落的環境下，頗有些諷刺的意味。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在聊天記錄曝光并瘋傳后，男編輯對自身行為的認知——在回復記者的短信里，他表示“我是受害人，侵害名譽權和公民隱私權，可唯恐天下不亂的網站及兄弟媒體不負責任胡亂報道”。

　　只要看過二者的對話截圖，得出性騷擾的結論幾乎沒有爭議。男編輯以發稿權為籌碼，在言語中明確地通過“無性無詩嘛，笨拉燈”、“不單是睡啊”等，向女詩人傳達性暗示。而且在女詩人明確表示拒絕的前提下，不間斷騷擾，在潛規則遭拒后，甚至威脅她“你基本廢了”“封殺你”。

　　其實早在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第四十條就明確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男編輯其一傳達了性暗示，其二違背了女性的意愿，對女性造成了心理和情感上的不適，明明白白的性騷擾，卻把問題轉嫁給媒體，足見對性騷擾完全無知。因為無知，才會大言不慚地聲稱自己的名譽權被侵犯了。甚至偷換概念地辯解道：“我乃單身，離婚十幾年，談戀愛是小姑娘不行嗎，可愛恨成仇，反戈一擊，不怪她……”

　　不過悲觀的講，男編輯這種罔顧女性權益和法律后果無知，其實并不鮮見。以潛規則為代表的性騷擾，在中國的職場文化里，甚至發展成了一種“亞文化”，最典型的就是前不久的某報記者成希風波。有權力差序格局的地方，像成希與女實習生，男編輯與女詩人這樣至上而下的性別關系，很容易發展成性騷擾。更致命的在于，當下社會缺乏對性騷擾足夠的敏感度和辨識度，很多人以為像男編輯這樣言語挑逗，不涉及肢體動作，就談不上所謂的騷擾。

　　缺乏敏感度的一大后果，就是無法形成懲戒性的評價機制。很多潛規則實施者，因此而敢于肆無忌憚地“以權謀性”，因為他無需承擔來之同事、同行的道德評價風險。比如，在這次男編輯風波里面，被騷擾的女詩人早就投訴給了男編輯的領導，但后者上來就追問“你有什么目的”；等她給男編輯的領導再次打電話時“我就被拉黑了”。而在這個過程中，男編輯曾再次騷擾她。由此可見，男編輯的底氣，并不全是無知的后果，更準確的說，騷擾之所以連續發生，源于一個單位對性騷擾懲戒機制的徹底失效。

　　在建立對性騷擾足夠的敏銳度上，我們可以借鑒西方女權主義的思想，并以此為武器建立起性騷擾的概念邊界。如果社會對性騷擾沒有基本的認識，那只能說是在罔顧性騷擾的潛在風險，以及在觀念上倒回對性騷擾無所謂的放縱時代。（余　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