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動機

　　又是一年“幼升小”關鍵時刻。與往年相比，今年一線城市的“幼升小”戰況似乎有些變化，優質公辦小學不再是唯一選項，優質民辦小學似乎成了香餑餑。這種變化看似是家長的選擇，但有家長認為，這背后存在一些民辦學校違規之處。一線城市的民辦學校在招生、教學方面存在哪些問題？《法制日報》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　本報記者 　趙 麗

　　□　本報實習生 劉雪妍

　　“現在智商不夠都不敢生孩子了。”

　　剛剛生了二胎的北京市民李宏說，養育二字里的“育”，真的讓她有些焦慮。

　　通過新聞報道和朋友的經歷，李宏全面掌握了前段時間上海民辦中小學面談日的種種殘酷——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家長在優質民辦學校門口排起長龍，架勢絲毫不弱于每年高考。

　　有人將這一幕稱為“幼升小高考”。然而，這樣的面談考的不僅是孩子，還有家長。在面談日當天，有兩所民辦小學在給孩子面試期間，還給家長遞上了幾份“考卷”，其中的問題除了圖形邏輯等知識，還涉及父母學歷、爺爺奶奶學歷、父母胖瘦、工作單位等讓人莫名其妙的題目。

　　李宏的大兒子已經5歲，她早已知曉“幼升小”的殘酷，但令她不解的是，這些民辦小學為何能如此居高臨下、堂而皇之地考家長之后依然門庭若市？

　　優質民辦學校受追捧

　　李宏在北京市西城區有一套學區房，她的規劃是，讓孩子在對口公辦小學就讀，之后升初中、高中，繼而參加國內高考或直接去國外留學。

　　然而，最近一段時間，李宏的想法有所動搖。她發現，周圍有些朋友不再將公辦名校作為首選，而是開始選擇優質民辦小學。

　　“我的兒子今年同樣幼升小，所以我加入了一些家長群。500人封頂的群，幾乎個個爆滿。有的家長只要聽到哪所優質民辦小學有考試，就想方設法讓孩子參加。孩子奔波在考試途中，家長們在群里互通有無，生怕錯過任何一個通知電話。經常有家長在群里留言：自己錯過了來電，打回去沒人接，有沒有人知道這個號碼是哪個學校的電話？”北京市民鄒博對《法制日報》記者說，現在，有些家長對優質民辦小學的追求近乎瘋狂。

　　家長帶著孩子奔波于不同優質民辦小學之間，其中一個原因在于，優質民辦小學的錄取率高。

　　廣東省東莞市有十余家優質民辦學校，其中“幼升小”不限學生戶籍，很多經濟條件不錯的家長都想把孩子送進這些學校就讀。這兩年，東莞的東華小學招生錄取率有時高達10:1；虎門外語學校限制了報名人數，錄取率也在5:1左右。

　　在浙江省杭州市、廣東省廣州市，家長的壓力也很大。熱門民辦小學動輒50%的淘汰率，讓家長不敢掉以輕心。對于不少家長來說，幼兒園的“幼升小”銜接不夠，家長于是紛紛給孩子報班“加碼”。廣州某教育培訓機構的幼小銜接班，去年的報讀人數為634人，今年激增至1500人。還有家長為了給孩子報上所謂的“突擊班”，不惜交納上萬元培訓費。

　　江蘇省南京市某招生負責人也透露，當前，小學擇校的重點已經轉移到民辦小學。這兩年南京除了一些老牌的民辦小學，一些新的民辦小學也應需而生。這些民辦小學往往依托民辦初中的“母體”而生，一推出就引來眾多家長的追捧，多數民辦小學的錄取比例超過10:1。

　　家長為何選民辦學校

　　胡大啟剛拿到上海戶口，他的孩子目前在上海一所民辦幼兒園就讀，他對孩子的教育規劃是——全力投考民辦小學，考上哪所，全家搬去哪里。

　　“就我身邊的朋友來說，只要經濟上有能力，基本都以優質民辦小學作為第一首選，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況。為什么？三個理由：第一買不起學區房、第二不想讀一般的公辦小學、第三則是優質民辦小學的教育水平。”胡大啟說。

　　“我是新上海人，雖然月收入尚可，但無家族幾代積累，實在是買不起優質公辦小學對應的學區房。至于周邊一般的公辦小學，一是因為看不上，二是因為就算入讀一般小學，在外補習的費用也是天文數字。所以，我干脆選擇將孩子送到優質民辦小學。”胡大啟說。

　　至于選擇優質民辦小學的第三個理由，即教育水平，胡大啟頗有些無奈：“雖說我們都不喜歡應試教育，但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又不得不接受應試教育，不得不讓孩子適應應試教育。從這個層面說，優質民辦小學是更好的選擇。”

　　對此，胡大啟列出了幾大原因：公辦小學與民辦小學之間的教育緊張程度不一樣，民辦小學放學時間普遍比公辦晚；作業量不同，小區里一個在民辦名校就讀的孩子，剛開始的時候都是晚上12點以后睡覺，每天哭著做完語數英兩套甚至3套作業。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有不少小學家長直言，公辦小學減負，負擔轉向民辦小學和輔導機構。有家長表示，如果不參加課外補習班，孩子3點鐘就放學了，沒有地方可去。另外，有些公辦小學的教學難度不足以應對以后的升學考試。

　　在很多家長看來，優質民辦小學受熱捧，還受益于其沖擊重點初中的高升學率。不少家長認為，這一優勢得益于一些民辦小學可以“不聽從行政指令”，對學生進行“刷題”等學業訓練。一所公辦小學的校長坦言，“公辦學校會嚴格按照主管部門要求的基準來操作”，民辦小學卻存在“拔苗助長”的問題。

　　在同濟大學舉辦的一場關于減負政策研討會上，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講師張端鴻通過對上海15年教育減負政策的梳理后發現，多年的“減負”是一個公辦學校學生學習負擔不斷下降、“快樂活動”不斷提倡的政策變遷過程，這一過程中伴隨著一個繁榮而功利的教育培訓市場的興起。公辦學校減負減得越厲害，民辦學校和培訓機構的市場就越大。繼而出現了減負之后，學生實際負擔反而更重的怪象。

　　曲線迂回爭奪生源

　　《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當前優質民辦小學受追捧背后，存在不少不規范之處，比如各種名目的入學考試甚至考家長，比如視減負政策于不顧的“刷題”戰術。

　　“在取消入學考試后，有關部門只是發個文，重申強調規范招生，重申禁收各類證書和特制簡歷，重申禁止組織各種形式的學科考試，重申將嚴厲處罰違規行為……這些在‘小升初’大戰里都顯得有些蒼白。”李宏說，“我們并沒有看到切實可行地能解決民辦小學擇生困局的政策和辦法，除了前一陣子上海表示‘考家長’違法之外，對于部分民辦小學收簡歷、搞小五班、借組織活動為名進行入學考試的違規行為，似乎沒有什么監管。”

　　“民辦小學的性質決定了其對優秀生源的追求是‘瘋狂’的。面對嚴厲而苛刻的政策，不同背景構成的民辦小學董事會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有的學校搶先出手，大打擦邊球，假活動之名行考試之事；有的曲線迂回，委托機構進行初選和考試；有的先退一步，暗暗做準備工作，看看風向再動作；最老實的是什么也不做，規規矩矩按照教委的規定走。可是當大家看到搶先違規操作的非但沒有受到制止和懲處，反而在優秀生源爭奪中占盡便宜時，千種委屈萬般無奈都轉化成一個信念‘你行我也行’。”曾在南方某民辦小學任教的張榮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對此，一直研究相關政策的胡大啟是這樣總結的——“明暗兩條線同時上演”，“明面上，民辦小學都‘嚴格’執行教委規定，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做規定的事情。暗地里，小五班、考試、預錄取、簽約等緊鑼密鼓進行中。其實，大家都知道，3月中旬就有民辦小學發出預錄取通知了，可是按照教委的規定，民辦小學的招生工作在5月初才能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