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周義博結束加班離開寫字樓時已是晚上10時30分，暖色調燈光的大廳里空空如也。他已經習慣做格子間里最后關燈的人。

　　加班，對于周義博和他的同事們來說是一種生活常態。在他看來，許多公司盛行的“加班文化”，已嚴重影響到員工的生活。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系副教授沈劍峰認為，對于“加班文化”，一方面要在完善細化相關法規上下功夫，嚴懲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行為，另一方面，應積極倡導平衡家庭和工作的理念。

　　“工作和生活間的界限早已被打破”

　　北京地鐵2號線阜成門站，周義博每天8時準時從這里走出，跟隨涌動的人群進入寫字樓。

　　這里是金融街，在這片1.18平方公里的區域，密密麻麻排列著各種金融機構，通信公司也在這里匯集。

　　在咖啡的香氣里，周義博開始了一天的忙碌。公司并不打卡，但同事們都會在8時30分左右準時出現。除了午餐時間，“火力全開”的工作狀態會一直持續到下午6時。

　　一星期周義博最多有一天能準時下班，大多數時候，他要到晚上9時甚至10時才離開單位。他所在的部門有10位同事，超半數員工經常加班。

　　即使回到家，周義博也要隨時關注工作群里發布的信息動態，回復客戶郵件，或是準備第二天的工作材料，“工作和生活間的界限，早已被打破。”

　　“周五客戶提出一個新需求，周一就要拿出解決方案，只能周末加班。”諸如此類的臨時任務，讓周義博的周末總有一天在單位的格子間里度過。不過他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總有同事的電腦屏幕已經早早點亮。

　　在他看來，公司為在產品價格上形成優勢，對人力成本進行控制，“一個人干三個人的活，支付一個半人的工資”。

　　“加班多不一定考核好，但是加班少一定考核不好”

　　入行3年，周義博和同事們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主動”選擇加班的。

　　“工作強度太大，不加班根本沒法完成一天的工作量。”周義博表示，超負荷的任務量只能通過延長工時來完成。加班在這個公司已經形成一種企業文化，被視為努力工作的表現。“加班時長是績效考核的指標之一，加班多不一定考核好，但是加班少一定考核不好。”

　　有時，部門領導也會“主動”加班。周義博的部門主管就曾提出“每天為公司多工作一小時”的口號，鼓勵員工加班創效。因為顧及在領導眼中的“形象”，小周有時也會故意拖延下班時間。

　　他坦言，職業晉升、同輩競爭的壓力，也會促使自己“主動”加班。

　　不過，加班是一把“雙刃劍”。

　　資深人力資源專員嚴莉萍指出，一方面，由于“工作效率沒法衡量，加班時長可以量化考核”，加班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便于公司管理和評價員工；但另一方面，一味延長工作時間，也可能降低工作效率，讓員工患上“拖延癥”。“如果明知道要在單位待12個小時才能下班，那員工很可能會存在‘賴班’的情況。”

　　此前，針對北京白領身心健康的調研報告《2016北京白領健康白皮書》顯示，不少白領雖然頻繁加班，但工作效率并不高。52%的被調查者表示有不同程度的拖延習慣，其中14%自認患“拖延癌”。而頸椎病、肥胖、齲齒，在北京白領的常見病中排在前三。

　　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究竟工作多長時間算加班？北京市道成律師事務所律師馬晶晶從法律條文上進行了詳細分析。

　　據她介紹，1995年元旦正式實施的勞動法規定,我國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而1995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于修改<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已修改為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

　　在目前的實踐中，一般執行周40小時工作制的規則。

　　馬晶晶強調，根據勞動法及相關規定，用人單位原則上安排加班每月不超過36小時，加班期間按法律規定支付加班工資。加班超過36小時，用人單位應征得勞動者同意并依法支付加班工資。如果用人單位強迫勞動者加班，勞動者可向單位所在地的勞動行政部門投訴。

　　不過馬晶晶坦言，很多勞動者對于加班費的主張在勞動爭議中很難被支持。難點在于如何拿到加班證據，同時，在工作量設置上，究竟是超負荷還是員工無法勝任導致加班，很難界定。

　　沈建峰建議，除了嚴懲一些企業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行為外，社會也應轉變觀念，重視家庭和工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