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凱元表示，《意見》是中辦、國辦印發(fā)的第一個專門面向知識產權審判的里程碑式的綱領性文件，對于全面加快我國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進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解決“舉證難、賠償低、周期長”等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專利法、著作權法的執(zhí)法檢查報告指出，知識產權維權領域存在“舉證難、賠償低、周期長”等問題。陶凱元表示，《意見》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加強頂層設計，以完善知識產權訴訟制度為基礎，以加強知識產權法院體系建設為重點，以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隊伍建設為保障，著力破解影響和制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全局性、體制性、根本性問題，大力提升知識產權司法公信力。

　　據統計，2017年全國法院知識產權一審案件首次突破20萬件大關，與2016年同期相比增長率達到40.36%，創(chuàng)歷史新高。“知識產權法官的人數并沒有很大增長，但審結的案件數和結案數都大幅上升，再審率和改判發(fā)回重審率雙雙下降。”陶凱元認為，法院的審判質效不斷提高，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化解了大量案件。

　　“作為對創(chuàng)新的產權制度安排和激勵機制，知識產權制度是創(chuàng)新原動力的基本保障。”陶凱元表示，司法是保護知識產權最有效、最根本、最權威的手段，《意見》將“樹立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chuàng)新的理念”作為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將進一步激發(fā)全社會創(chuàng)新熱情，推動大眾創(chuàng)業(yè)和萬眾創(chuàng)新，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創(chuàng)新力和競爭力。

　　統一知識產權裁判尺度

　　《意見》在關于建立健全知識產權專門化審判體系方面要求，實現有關知識產權案件審理專門化、管轄集中化、程序集約化和人員專業(yè)化，從根本上解決知識產權裁判尺度不統一、訴訟程序復雜等制約科技創(chuàng)新的體制性難題。

　　“同案不同判會讓人民對法律后果失去可預期性。” 陶凱元介紹說，人民法院主要通過案件審理、及時制定司法解釋、適時制定司法政策、發(fā)布知識產權指導性案例、不斷加強對知識產權法官的培訓和教育力度等途徑保證司法統一。

　　關于司法解釋的出臺，陶凱元透露，司法解釋制度確定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關于知識產權的司法解釋已經達到36件，“目前排在計劃單上的知識產權方面的司法解釋大概有10余項，每年計劃推出三到四項，穩(wěn)步推進知識產權司法解釋制度。” 陶凱元表示，司法解釋為推動知識產權法律的準確、有效實施提供了規(guī)范，也讓下級法院在實際操作中有了更明確的依據。

　　另外，《意見》提出的“完善知識產權案例指導制度”，作為統一裁判標準的途徑之一頗受關注。據介紹，案例指導制度成立以來，截至2017年底，在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92個指導性案例中，涉及知識產權的占了20個，超過總數的1/5。“對于這種指導性案例，我們要求下級法院在審判類似案例時‘應當參照’。”陶凱元表示。

　　打造國際知產爭端解決“優(yōu)選地”

　　“努力將中國法院打造成當事人信賴的國際知識產權爭端解決‘優(yōu)選地’。”陶凱元表示，《意見》的出臺是推動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

　　陶凱元認為，要想成為“優(yōu)選地”，依靠的是高水平的審判質效。《意見》以審判體系現代化、審判能力現代化為兩大抓手，積極構建知識產權專門化審判體系，努力造就政治堅定、顧全大局、精通法律、熟悉技術并具有國際視野的知識產權審判隊伍。他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為例表示，該院目前有30%的案件為涉外案件，其中就有許多為雙方當事人均涉外，“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境外的當事人、權利人比以往更加愿意選擇到中國，尤其是到知識產權法院進行訴訟。”

　　據介紹，最高人民法院也通過各種對話平臺，積極參與和引導國際知識產權治理規(guī)則創(chuàng)設和修訂，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公正開放透明的國際規(guī)則。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依法保護知識產權的負責任大國形象進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