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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期間，我給家里的保姆放假。假期還沒過完，她就回來了。一問，是因為丈夫賭博，吵嘴后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提起近些年鄉土文化受到的侵蝕，一位研究員代表感受深刻。

　　隨著時代發展，鄉村社會受到沖擊，問題層層累累，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呼吁農村亟待“舊貌變新顏”。

　　怎么變？

　　今年兩會提交審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送來了春風。在草案三十六章《推動城鄉協調發展》的第二節《加快建設美麗宜居鄉村》里，有這樣的表述：“培育文明鄉風、優良家風、新鄉賢文化。”

　　何謂新鄉賢文化？“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解釋材料”中這樣解釋：“鄉賢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在鄉村的一種表現形式，具有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特點。借助傳統的‘鄉賢文化’形式，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以鄉情為紐帶，以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的嘉言懿行為示范引領，推進新鄉賢文化建設，有利于延續農耕文明、培育新型農民、涵育文明鄉風、促進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培育新鄉賢文化，“最關鍵還在人，還在新鄉賢的引領作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錢念孫代表如是說。

新鄉賢正在涌現

　　10年前，河南新鄉輝縣市張村鄉裴寨社區黨總支書記裴春亮代表，便有大煩惱。那時候的裴寨村，村委就一個喇叭、一間房子、一條椅子，村民住的是土坯房，吃水要到百里外，更揪心的是，宗族紛爭，麻煩就像“一筐跳蚤亂蹦”，村主任的位置因此空了兩屆。

　　何以至此？

　　一個原因便是，鄉賢群體的缺失。

　　回顧歷史，歷代鄉賢代替或配合官府處理大量社會“公共管理”事務，架橋修路、挖渠筑壩、搶險救災、尊師重教、純化風俗、定紛止爭、穩定秩序等。然而，由于各種原因，鄉賢文化自明清以來，開始由盛轉衰，近于凋敝；鄉賢群體發揮作用的空間也愈加逼仄，近乎消弭。錢念孫代表說：“風箏斷線了，農村知識精英都流向了城市，成了城市人。長此以往，農村成了空殼，魂就丟了。”

　　一個沒有“魂”的鄉村，是絕無半點吸引力的，怪不得，保姆要早早回城了。

　　人都是有感情的。

　　“魂”丟了，還是有許多人不被潮流裹挾，嘗試著要找回來——這里頭，有退休干部、學者，有大學畢業生，有成功商人，他們在廣袤的田野上，伸出手，試圖對接歷史與未來。

　　2005年，裴春亮代表決定離開縣城，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接過村主任這個位置。他的抱負堅決而明晰：讓百姓富，使風俗淳。十年勞心勞力，他做到了。如今的裴寨，家家住別墅，風景美如畫，人人謙恭有禮。

　　無錫市錫山區山聯村黨總支副書記朱虹代表也做到了。這位出生于1986年的大學生，村支書的一個電話，就讓她放下城里的工作，從此一頭扎進農村。在那里，“一天當兩天用，雨天當晴天用，夜晚當白天用”，短短幾年，偏僻貧困的山聯村一躍成了“江蘇最美村莊”，百姓富而有禮，生活有滋有味。

　　談到鄉賢，廣東省僑聯主席王榮寶委員最先想到的是歸國華僑。“廣東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座橋梁，第一所幼兒園，第一家養老院，第一座圖書館，哪一個不是僑胞們捐建的？”

　　對于王榮寶委員這番話，金輝集團董事長林定強委員深有同感，他告訴記者，在福建，改革開放后回國投資的第一批人也是華僑，“對家鄉對民族對國家，他們都有情結在”。

　　今年75歲的江蘇省鎮江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趙亞夫代表是個農業科學家。2001年退休后，想著自己還能發揮余熱，于是他決定扎到農村去。“既然要去，就選了最窮的村子句容戴莊村，當時村民的人均收入才2800多元。”帶著技術，帶著一顆心，趙亞夫代表一扎就是15年。現在戴莊村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人均收入躍升為兩萬元，村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然而，僅扶危濟困、帶頭致富就夠了嗎？顯然不夠。

　　浙江省長興縣新川村黨支部書記張天任代表，近來有些糟心，“富是富起來了，可是搓麻打牌、封建迷信、浪費攀比等陳規陋習依然盛行。”怎么辦？今年兩會，他建議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鄉賢群體的示范引領作用，用他們的嘉言懿行垂范鄉里，“從‘物的新農村’向‘人的新農村’邁進”。

　　這個問題，福建省南安市蓉中村黨委書記李振生代表也曾苦惱過，村子富了，難免會有利益的糾葛。怎么辦？他成立了由36位鄉賢組成的議事會，有疑難事就上會討論。“拿養老金說吧，以前到60歲的，每年村里會均發600元，但富的人覺得輕飄飄，差點的又覺得不夠。鄉賢議事會一討論，決定取消均等制，逢年過節，讓全村的孩子們帶著面線和雞蛋一家一家去拜訪老人。這樣既教育了孩子，也把這部分錢送到了最需要的人手里。”議事會的作用還不止于此，鄉賢們還是村務工作的考核者、監督者。

　　不管是本身作為鄉賢的代表委員，還是代表委員口中的“鄉賢”，在當下，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新鄉賢。

　　何謂新鄉賢？新鄉賢又“新”在何處？

　　“一般而言，有德行、有才華，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謂之新鄉賢。”錢念孫代表告訴記者，“再寬泛一點說，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動，愿意為農村建設出力的人，都可以稱作新鄉賢。”

　　不管是傳統鄉賢，還是新鄉賢，采訪中，代表委員認識一致：新鄉賢做的事說的話，能夠引發共鳴，能夠點燃激發農村群眾善念，而“一旦點燃善念，很快就會鋪天蓋地”。

呼喚更多新鄉賢

　　“點燃”的不僅僅是農村群眾，還有兩會代表委員、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

　　這些年，香港利萬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志良委員一直在推介浙江上虞培育新鄉賢文化的經驗和做法，連續幾年都有相關提案。他認為，“新鄉賢是促進鄉村治理的一帖良藥”。

　　事實上，“新鄉賢”概念甫一浮出水面，學界和地方就已經行動起來。學界自上而下尋找新鄉賢，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發起“尋找新鄉賢”評選活動，地方自下而上推選新鄉賢，在浙江、湖南、湖北、貴州、甘肅和山西等地，“新鄉賢”所發揮的榜樣力量已經顯現。

　　趙亞夫代表第一天到戴莊村，想給村民開個技術講座，等了半天，只來了兩個人，其中一個還是村干部。第二場，來了7個人，此后，才慢慢多了起來，“首先要讓百姓信，要和他們打成一片。”如果缺了這一環，單憑一腔熱血扎下去，結果可能適得其反，“這些年，跟我下去的學生，幾乎沒一個留得住的。”趙亞夫代表不無遺憾地說。

　　另一方面，要讓新鄉賢“帽子”戴得牢，還需要政府完善機制，搭建平臺，培育新鄉賢文化，增強新鄉賢的認同感。“讓他們愿意并樂于留在鄉村施展才華。”錢念孫代表說，在培育新鄉賢文化時，要警惕一個不良現象，“鄉賢在與宗族結合治理鄉村社會時，有時難免與私利交雜。以往有些人在處理問題時仗勢欺人、假公濟私等，那自是應當嗤之以鼻的。”

　　新鄉賢文化并不等同于傳統鄉賢文化。

　　這方面在研究和實踐中早有共識：新鄉賢文化既汲取傳統鄉賢文化中的價值精華，又踐行和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發揚傳統鄉賢品格，又凝練現代鄉賢品格，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社會相契合、傳統與現代相對接的文化。

　　朱虹代表說，兩會后，她要做的一件事是，在村里粉刷文化墻。孝與德，古與今，都將會在文化墻上一一展示。她相信文化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涵養作用，希望“最美村莊”不僅僅是在景觀上，而是能延伸到人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