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生活，其實比‘超現實主義’更‘超現實’。”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評委會主席努里·比格·錫蘭6月20日亮相主席論壇，與來自各國的青年影人聊電影創作，他表示鏡頭能賦予觀眾更多層面的思考，這就是電影的魅力。

　　錫蘭是土耳其國寶級導演。2011年以《小亞細亞往事》拿下戛納評審團大獎，2014年以《冬眠》拿下金棕櫚獎，對許多中國觀眾來說，他是歐亞大陸藝術電影的一面旗幟。錫蘭透露在自己的創作中，大師和經典是他不盡的力量源泉，他喜愛契訶夫，在電影中，“我會通過他的眼睛，過濾這個世界”。

　　鏡頭對準熟悉的鄉間，在電影中重塑生活不容易

　　錫蘭擅長用深沉悠長的鏡頭，展現土耳其詩情畫意的自然風光，以及平靜表面下人們精神生活的暗流洶涌。談到為何將鏡頭專注于土耳其安納托利亞的鄉間，從不考慮異域的風景，錫蘭表示，藝術創作的說服力應該來自于生活，電影必須增加豐富真實的細節，聞得到生活的氣息，才能說服觀眾。

　　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的錫蘭最新力作《野梨樹》，創作視角就受到他回鄉探親之際，重逢一位退休老師的影響。錫蘭過去非常敬重這位老師，他和錫蘭父親一樣，一輩子在村里務農，對大多數人都很陌生疏遠，也不被周圍的人喜歡。“從他們身上，能看到土耳其農村社會的殘酷一面。我想用電影對這些價值觀提出一些問題。”錫蘭向退休教師的兒子提出，能否寫一些對他父親的回憶。三個月之后，他收到了滿滿八頁的故事。——這些書信成為了錫蘭創作《野梨樹》的重要素材。

　　“在電影中重塑生活是不易的，觀察、理解、認識生活的細節，你需要對文化、政治、歷史有深入的了解。”錫蘭透露他在上海博物館拍了許多照片，回家發現很多展品乍一看風格很類似，深究細節，其實都各不相同。同理，藝術家也可以圍繞同一個主題進行創作，結果卻會千差萬別，如此才能百花齊放。“導演獨特的表達方式，體現了對生活的直覺和思考。”

　　大師和經典是滋養，導演要把一些內容藏起來，讓觀眾去探索

　　此次上海國際電影節的評委主席及評委作品展，是錫蘭在中國大陸首個完整個人回顧影展，加上一部短片作品《繭》，共展映他的九部電影。錫蘭并非高產的導演，他說：“每拍一部作品，它就會改變我，為我找到方向，去拍下一部電影。”對他而言，靈感來自各處，沒有公式可言，就像河流中的水滴，慢慢集聚，匯成了奔涌向前的滔滔激情。

　　在錫蘭逐漸享譽國際的前行道路上，大師和經典，正是他不盡的力量源泉。“契訶夫所有的戲劇和詩篇，我都讀過很多遍。”除了向契訶夫遺作《櫻桃園》致敬的《五月碧云天》，錫蘭告訴記者在他所有電影中，“都能看到契訶夫的影子”。

　　或許是文學深厚的滋養，讓錫蘭的電影中不乏哲學性的大篇幅對白。那么，這是否會使觀眾感到煩悶？錫蘭回答：“所有類型的電影都會使部分觀眾感到無聊，所以‘無聊’不該是導演考慮的問題。導演應該考慮的，是對你來說最重要的議題，它對別人來說可能也具有重要性，如此就能找到電影的受眾。”

　　錫蘭將文學對話比作一場“游戲”，它確實因為和現實生活存在距離，很難在電影中呈現，但其中的真實和隱瞞，能豐富地展現人物性格，甚至成為華彩段落。在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堪稱錫蘭電影創作的藝術指導：“我非常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大論的對話，它們精彩地展現了人性，并且啟示我：導演不僅要讓觀眾看到一些內容，還要把一些內容藏起來，讓觀眾自己去探索。”

　　在留白的部分，錫蘭擅長用聲音給觀眾提示。“布列松說過，如果可以用聲音講故事，我們就不必用畫面展示出來。”在大師的影響下，錫蘭養成了必須全權把控每一個聲音細節的考究。他會從成千上萬種聲音中找到獨特的一種，引導觀眾理解電影敘事。

　　寄語電影新生力量：在調整和嘗試中，期待藝術的偶然奇跡

　　錫蘭說，拍攝電影是他擺脫孤獨的方式。他坦言，“我是一個很憂郁的人，如果不是因為孤獨，我不需要用電影去創造生命的意義。”

　　錫蘭透露了自己一段不為人知的經歷。他從伊斯坦布爾海峽大學的電氣工程專業畢業后，花了兩年時間在米馬爾希南藝術大學學習電影，又度過了將近十年的迷茫歲月。“那個年代，攝影只能作為一種業余愛好，很多人不認可靠藝術謀生。”錫蘭在大學畢業后留學倫敦，找不到未來職業方向，只能從餐廳服務員做起……他鼓勵年輕影人：“恐懼能轉化為你的動力源泉，不要被害怕打倒，繼續孤單地前進吧。”

　　錫蘭表示，生在數字時代的年輕影人是幸運的，數字拍攝給予藝術創作更多可能性。“從我拍攝第一部電影開始用的都是膠片。膠片太昂貴了，演員壓力很大，一點小錯就會耗費幾百美元。同一個鏡頭，當時可能最多拍三遍，而有了數字拍攝可以拍幾十遍，在調整和嘗試中明確自己想要的藝術效果，期待一個偶然的奇跡。”（本報記者 吳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