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中國是一個文章大國，也是很早就開始對包括文學文體在內的文章學理論進行研究的國度。但梳理自古至今的成果，大多偏重于文體理論自身的研究，主要探討文體分類的原則、依據，各類文體的特點、創作規律與方法等，至今尚未見到專門就傳播媒介與文學文體關系做系統、全面研究的。周利榮的著作《傳媒發展與文學文體演變》，力圖就這一問題從古至今、中外打通，理論與實際、宏觀與個案結合做深入、系統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創新意義，既填補了文學文體論研究的一個空白，又拓展和深化了傳播媒介理論的研究。該專著最值得肯定的是，在媒介理論探索中提出了新的見解：一是充分闡明了傳媒結構問題，質疑了泛媒介概念；二是深化了對傳媒生產力性質的分析。該書突出的特點，在于搜集占有資料充分、學術視野開闊以及分析論述問題全面、辯證。

　　關鍵詞：傳播媒介；文學文體；序

　　周利榮是我在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點指導的首屆研究生，畢業后因品學兼優留在新聞與傳播學院編輯出版系任教，從事教學工作。2009年她又隨我在新聞與傳播學院文藝文化傳播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已順利完成學業，獲得博士學位，晉升副教授成為碩士研究生導師。現在她積數年之功完成的專著《傳媒發展與文學文體演變》即將由陜西師大出版社正式出版，邀我作序，作為導師，看到學生的科研成果即將付梓，我十分高興，很愿意寫幾句心里話。

　　周利榮的專著所選擇研究的是一個前人少有涉獵、具有開創性價值且有相當難度的問題。我國是一個文章大國，也是很早就開始對包括文學在內的文章學理論進行研究的國度。在前人取得的大多數成果中，文章及文學的文體研究始終占據著重要地位。魏文帝曹丕的《典論·論文》將文章分為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大類。陸機在《文賦》中對文章體裁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區分出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等10種文體。再后，摯虞的《文章流別論》、任昉的《文章緣起》、劉勰的《文心雕龍》、蕭統的《文選》等，把文體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其中《文心雕龍》全書50篇，而專論文體的就有20篇。而《文選》按照作用和功能將文學作品分為38類，深刻影響了其后的《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粹》以至《元文類》等重要文集。元人陳繹曾的《文說·明體法》研究文體分類，成就有限。唯明代吳訥的《文章辨體》將文章分為54體，徐師曾的《文體明辨》又擴展為127體，對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文體考證及文體特點論述甚為精詳。至清代中葉如姚鼐及晚清曾國藩，亦對文體分類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近代以降，研究文學文體的學者及著作亦為數不少。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先后就有章太炎的《文學總略》、施畸的《中國文體論》、薛鳳昌的《文體論》、蔣伯潛的《文體論纂要》等著作問世。新時期以來，文學文體的研究再次趨熱，先后出版了褚斌杰的《中國古代文體概論》、日本學者佐藤一郎的《中國文章論》、吳承學的《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于雪棠的《先秦兩漢文體研究》、李士彪的《魏晉南北朝文體學》、李長徽的《〈文心雕龍〉文體論研究》、郭英德的《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等。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文體理論本身的研究，主要探討文體分類的原則、依據，各類文體的特點、創作規律與方法，也有部分學者在考察文體演變過程中論及不同文體形成的原因，但至今尚未見到專門就傳播媒介與文學文體關系做系統研究的。就選題講，周利榮的專著力圖就這一問題從古至今，中外打通，理論與實際、宏觀與個案結合，做全面、系統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創新意義，既填補了文學文體論研究的空白，又拓展和深化了傳播媒介理論的研究。2004年，周海波教授曾在《傳媒與現代文學之間》一書（2007—2008年又連續出版《傳媒時代的文學》《現代傳媒視野中的中國現代文學》）中，深入分析了現代散文文體的形成與《申報·自由談》這一現代傳媒間天然的血緣關系，認為現代散文從屬于報紙期刊，不可避免地擁有報紙期刊的屬性，必然接受報紙期刊的改造，適應傳播媒介的要求：“當散文小品、雜感、報告文學、游記、散文等體裁越來越依附于傳播媒介，其自身的變異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他甚至說，“現代報紙期刊是中國現代散文的濫觴；散文各種文體的產生與發展演化與成熟全部有賴于報紙的提倡。” “五四”運動時期，著名的四大報紙副刊及有關期刊的形成確實對新文學產生了廣泛影響，導致中國古典文學從供達官貴人和文人騷客欣賞的格局走向大眾，在語言上提倡白話文，在文體選擇上導向小說世界。由此，中國傳統文學文體的格局得一大變。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作為具有很高成就和地位的重要文體雜文，實際上就是由《新青年》開設的《隨感錄》欄目及1920年代中期創辦的《語絲》《莽原》等文學媒體先后推動而產生、發展和成熟的。2000年起，我指導的碩士、博士研究生有十數人學位論文先后研究現代文學名刊，其中杜波碩士論文做《新青年》雜志研究、博士論文做“五四”文學期刊現代性研究，肖愛云碩士論文做《禮拜六》研究、博士論文做晚清四大小說雜志現代性研究，羅建周碩士論文做《文藝陣地》研究、博士論文做生活書店與抗戰文學研究，周玉敏碩士論文做《現代》雜志研究，曹小娟做《小說月報》研究，馬金玲做《文學》月刊研究，趙林做《語絲》雜志的研究，于鴻雁做《萬象》半月刊研究，姬緒進做《論語》半月刊研究，就曾從不同角度對現代文學期刊在推動新文學諸文體形成中的作用、機理作過分析。周海波教授的大著雖非專論現代媒介與現代文學文體間的關系，但其中有關見解十分精辟、論述非常深刻，可與利榮的著作互補互鑒互證。

　　在我看來，該書最值得肯定的一點是，在媒介理論探索中著者所提出的新見解：一是較充分地論述了傳媒結構問題，質疑了泛媒介概念。二是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肯定了傳媒的生產力性質。在著者看來，從傳播學意義上觀察圖書、期刊、報紙、電話、廣播、電視、電影、手機、網絡、電子書等媒介，都有其特定的結構，即都是由軟載體和硬載體兩部分組成的。軟載體是人類所要表達的意義寄生體，如語言文字、圖畫、圖像、聲音等符號；硬載體則是人類所要表達的意義的物質載體，如甲骨、鐘鼎、簡冊、紙、電子設備、電腦屏幕等。離開軟載體，意義無以凝結；沒有硬載體，人們腦海中凝結的意義模式永遠無法物化出來。因此，只有軟載體和硬載體的完美結合才能構成媒介。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稱文字為媒介、印刷術為媒介，利榮就此觀點在書中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其令人難以理解之處，在討論中進一步闡述了她關于傳媒結構的見解。講清傳媒的二重結構，為全書的立論和展開分析奠定了堅實基礎。至于傳媒就是生產力的觀點，雖中國社會科學院杜書瀛先生、清華大學劉建明先生也曾在自已的論著中講到，但利榮在書中不僅肯定了這一觀點，而且對之有所深化，強調指出媒介生產力的水平主要體現在硬載體上，尤其是深入論述了媒介生產力對文體功能的影響、對文體互鑒的作用。

　　利榮該著作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認真搜集、充分占有了相關資料。完成對如此復雜的問題的研究，不掌握盡量豐富、翔實的理論、史實的資料，僅憑一般文藝學、文體學和傳播學的理論知識，是無法開展研究的。例如，在論及與媒介特征相適應的現代文學文體——報告文學的形成時，書中得出結論：報告文學誕生于近代新聞語境，成長于報刊傳媒，大多出自職業記者之手，中外報告文學概莫能外。論證這一結論，著者以中外報告文學的名作為例，說明中外早期報告文學的成熟作品，均出現于機械化印刷技術有了很大發展，現代報刊的成熟期和穩定期。外國的如1842年英國記者查爾斯·狄更斯的《美國紀行》、1876年法國記者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83年美國記者馬克·吐溫的《密西西比河上》、1903年美國記者杰克· 倫敦的《深淵中的人們》、1919年美國記者約翰·里德《震撼世紀的十日》；中國的如1898年梁啟超發表于《清議報》上的《戊戌政變記》《南海康先生傳》和《新大陸游記》，1911年5月廣州《南越報》上連載的黃小配的“近事小說”《五日風聲》，“五四”時期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餓鄉紀程》，周恩來的《旅歐通訊》等。在進行舉證論述的同時，著者還旁征博引了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中的有關重要論點，如日本作家川口浩《報告文學論》中提出的報告文學“始終是工業社會的產物”，是“印刷發達之后，一切文書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態而傳播”的基礎上而產生的一種文學文體。塞爾維亞報告文學家T·巴克在《基希及其報告文學》中所說的“報告文學的物質基礎就是報紙。它的存在是為了要給讀者以新聞”。在我國，長期研究報告文學的學者佘樹森就認為“在現代，報告文學之產生原是以新聞報刊帶來之發達為前提的，故其最初操觚者幾乎無一不是報刊記者。所以報告文學曾被稱作‘記者文學’”。學者王暉在《百年中國報告文學文體流變論》中亦指出：從文體發生的內在規定性角度看，報告文學文體發生有三個決定性因素：“第一，印刷工業的發達所導致的報刊業的出現與興盛，以及隨之而來的報刊體創作主體的新聞意識。此為以報刊為主流媒體的報告文學得以廣泛傳播的前提與基礎。第二，轉型或激變時期社會政治、文化的震蕩以及由此帶來的受眾對深度報告的文體期待。第三，一批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為自身思維方式的價值取向的重要參照系、對現實社會采取反思、批判，并有改革現狀意識的知識分子寫作主體的出現。”堅持在廣闊的理論視野下以豐富的歷史知識為基礎，注意把翔實、可靠的事實材料和權威、經典的理論觀點有機結合起來展開對問題的論證，使其觀點結論讓人信服和認同，這是貫穿全書各章節的一個突出特點。

　　據我所知，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利榮始終把開闊學術視野、學習掌握相關理論知識和搜集、發掘充分的資料作為研究的基礎工作，廣泛地查閱了大量圖書報刊，積累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尤其是具有重要價值的個案材料。這樣，她才能在對資料的分析、梳理中，提出屬于自己的真知灼見，且在理論的燭照之下，深入論證、闡明自己的觀點。

　　注重對問題分析論述的辯證性，是利榮學術研究和寫作的另一特點。為增強論文觀點和論述的科學性、說服力，著者對問題的分析、論述總是注意全面、辯證，不搞絕對化，力戒片面。如在分析媒介對于文學的決定作用、文學對于媒介的反作用以及媒介對文學的影響與政治、經濟對文學的影響等問題時，就十分注意把握分寸，將問題講清講透。就個人的思維能力講，利榮是我的學生中理論思維能力較突出的一個。她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所思考和探索的均是具有一定理論層次的問題。駕馭此類問題，沒有宏闊的理論視野、扎實的理論基礎以及較好的思維能力是不可能的。

　　從當前情況看，本課題的研究尚有極大的開拓空間。譬如，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經歷了口頭傳播向書面傳播的轉變，傳播的媒介經歷了由龜甲、獸骨、金石、竹簡、木牘、綿帛到紙張的變革，由此，也影響到古代文學文體從廣義的文學文體、詩歌、散文再到小說、戲曲等敘事類文學文體的演進。如果能夠專就傳播媒介發展與中國古代文學諸文體演進變遷加以研究，全面、深入地揭示出其中的聯系，成一專著，其意義、價值可能會更大。再如，現代文學的傳播方式正在經歷由書面到網絡傳播的轉變，傳播的媒介正在經歷由傳統的書報刊等紙媒到電子媒介的革命，在此過程中，文學的文體更是發生和正在發生著豐富多樣、奇妙無比的變化，甚至還有人發出了文學終將消亡的預言。如果能夠專就近代以來傳播媒介發展與中國現代文學各文體的變遷專門加以研究，探尋出其規律、特點，成一專著，相信其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都可能會更大、更有影響。

　　還需要指出，本書的第五、六章論述的內容頗有新意和價值，但是如何使其與全書其他各章在邏輯上自然天成、渾然一體，似乎尚需再加斟酌。另外，全書專論文學文體，此前各章均未涉及影視等藝術作品，而五、六兩章卻將文學與影視等藝術作品放在一起討論，似有失嚴謹。當然，瑕不掩瑜，以上不足遠不能影響本書作為一部具有新見和相當深度的專著的價值。

　　利榮思想積極上進，學習刻苦勤奮，經過十數年的專業學習和訓練，已系統扎實地掌握了相關專業理論知識，具備了良好的科研素質和較強的寫作能力，企盼她能以本書的出版為新起點，確立更高的目標，繼續刻苦努力，不斷攀登學術高峰，拿出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對此，我充滿信心，也很期待！